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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旧事漫谈
四，有关教学工作的回忆
1962年底，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中文系任教。第一个学期，我一面参加古典组的科研项目，编写“中国历代散文选”，一面在给政教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参加编写“古代散文选”的老先生有刘盼遂、启功、李长之、郭预衡，青年教师有我和吴万刚。其实这种类似的工作，我在复旦大学上学时已经参加过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所以工作起来并不生疏。但是这两套作品选的出版过程却大不相同。朱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早在1963年就出版上市了，而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主编的这套《中国历代散文选》，虽然也早在1963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交稿，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经日趋紧张，上头一审再审，迟迟不定，接着就是开始搞“四清”，接着就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刘盼遂先生被“红卫兵”打死，许多老师受到冲击。现在大学课堂使用的1980年第一次印刷的刘盼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就是我们老少几位早在1963年初就动手所编的那一套书了。刘盼遂先生与李长之先生早已不在人世，真是想起来令人黯然神伤。
说到我的上课，开始一段是很顺利的：第一学期是给政教系上课，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个身材不高的湖南女孩儿，梳着两条小辫儿，那就是谭厚兰。但这时还都是好学生，规规矩矩，勤奋好学。第二个学期是给中文系66级讲汉代文学，学生们最喜欢听的自然是《史记》，这是我第一次把有自己心得的东西讲给学生们听。第三个学期是给中文系67级讲先秦文学，学生们最爱听的是《左传》。当时这个年级里有五位越南留学生，居然连越南留学生也能写出很有见解的评论郑庄公的文章。
我是从1963年下半年受命到66级当政治辅导员，也就是在这年的冬天，我的妻子何永丰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韩粤。我的妻子何永丰是广东顺德人，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1960年结婚。她开始在北京师专工作，后来调到北京十七中学。十七中在朝阳区高碑店。从师范大学到十七中学，要先乘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十里堡，而后再步行半小时到达学校。我从上海毕业回京，在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是住在集体宿舍，直到永丰快要生孩子了，师大房产处才分给了我们筒子楼的一间向北的屋子。但这已经足够使我们由衷感谢了。也正是在这时，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母亲自父亲去世后，先是继续在大黄庄住了近两年，在我考取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后，农村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严重时，我把母亲送到了保定，那里有我的舅家、和姨家。到1960年，弟弟兆琮从部队退役，分配到吉林化学工程公司工作，他便把母亲接到了吉林。到1961年，城市的经济形势变得很坏，相反农村由于可以搞些自留地，搞些个体经营，形势反而略好一点。于是弟弟遂请调回了青县公安局，后来又转到了静海县广播站。弟弟这次由吉林转回河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照顾母亲。也正是为了照顾母亲，他不止一次地放弃了学习、深造的机会，后来又由东北城市回到了河北的农村。对此，每想起来我总是深深感到内疚。当父亲患病、生计艰难时，我在上学；当母亲年老，生计艰难时，我仍在上学。尽管后来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并从此一直跟着我，但我始终对前一段没有能对父亲、母亲做出更多的关心、孝敬而自责。尤其是父亲，他是多么想到北京看看紫禁城啊，但竟终生未能如愿。
从1964年九月到1965年七月，师范大学66、67两个年级的教师、学生共三百多人，一起被派到河北衡水地区参加“四清”，我做为66级的级主任，自然要跟着去了。回来后一面忙着教育实习，一面忙着做66级的分配方案。还没等宣布，“文化革命”就爆发了。首先我被做为北京“黑市委的偻儸”，“修正主义的苗子”，先批判了一通；接着清查“五一六”，又被关了半年的“学习班”。之后就是被惩罚劳动，当瓦工一当就是二年，所以我现在砌长墙的技术大概够得上三级。但这些我觉得现在已经无须再讲，因为比我受苦、受罪更多，甚至身残、身死的人多得是，光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里就有十多个。
我虽然受过一些磨难，但后来中文系的党政领导一直是信任我、重用我的。当1973、1974恢复招生、恢复上课的时候，他们便立即恢复了我的工作，给我安排了很多重要的教学、科研任务。1976年胡耀邦同志讲话后，总支书记汪毓馥同志又斟对“五一六”问题给我做了彻底的平反，我对此无限感激。
我在小学、中学时代，说话口吃得厉害，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每逢说话总是非常艰难。为此我在复旦大学上学时，专门去上了一个“矫正口吃训练班”。别看只有七天，我从此明白了人为什么口吃的道理，而且掌握了一些纠正口吃的办法。最关键的是从此我有了说话的信心。因此到63年研究生毕业进行论文答辩时，我就已经变得慷慨陈辞，滔滔不绝了。所以从在师大一开始讲课，就落了个讲课好的口碑。73、74、75、76、77各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都听过我的古典文学课；77、78、79、80、81、82、83、84、85、86这些“文化革命”结束后开始招进的本科生的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先秦两汉部分，也大都是我教的。尤其是77、78、79这些被“文化革命”耽误了十多年的青年们，他们珍惜时间，求知似渴，甚至星期六晚上我做辅导时，大家也都去抢着占座位，整个教室座无虚席。尽管操场上正在放映电影，这些同学也都不去看。当时电量不足，学校时而停电，但停了电我也照常接着讲，大家也照常接着听。这种情况大概不止一次两次，所以这几个年级的同学（现在也都是五十岁上下的教授、副教授一级的教师了），直到现在还时常说起这些事。许多中文系的同学向别系的同学讲，高年级的同学向低年级的同学讲，“我们韩老师讲课简直就像说评书”，“听韩老师讲课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课时，又听到了同学们这样的说法。甚至有些其他省市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时也说，他们从网上见到过珠海学生近些时候所发表的评论。
除了在本校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进修教师、访问学者上课外，还先后在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石家庄陆军学院等十几所院校开过课或是讲过学；我还多年从事成人教育，除北京市外，还先后到过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广东、湖南、江西、新疆等十多个省的几十个城市给函授班以及给专升本的学员上过课。
回想二十年前，当时年青气盛，有的是劲头，也舍得花时间；业务上有一定的基础，而且又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因而忙点、累点、苦点，全都无所谓。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热情是可嘉的，做了不少工作，也是事实。但就实际业务水平而言，现在看来还是很幼稚的，如果现在能回过头去重做一遍，我想一定会更好一些。
我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助教。我从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6年升为正教授，1993年，被评任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获得国家教育部组办的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1989、1993两次获得北京市政府组办的高等院校优秀教学一等奖。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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