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兆琦旧事漫谈
三，大学、研究生回忆
我于1955年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这对我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在大学工作的人，也不知道大学毕业后可以干什么。但对于学习我是很认真的，比如，当古典文学讲到《诗经》时，我不满足于教师所发的油印讲义，就找一部《诗经》来读；当讲到《左传》时，我先找来一个《左传读本》，后来觉得还不够，就找来一部《左传正义》读。以后当讲到唐诗、宋词，作家作品很多，不可能一个一个地读全集了，就改为找来一系列选本，如《王维诗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元白诗选》《苏轼选集》《陆游选集》等，一本本地挨着读。
这时我在经济上是很困难的，父亲已经六十二岁，身体渐渐不好。他对我的上大学一方面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觉得这在全村最穷的我们韩家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另一面他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不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经济援助而抱歉。他好几次对我说：“我的年纪太大了。”从1956年开始，父亲患了前列腺增生。这要是在今天，就是一种很好治的病。顶多是做个手术，没有多大问题。但在当时却不行。不光是农村不行，连天津市的大医院也不行，似乎是大家还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父亲乘火车去天津看了一次，医生根本说不出所以然。至于大黄庄以及东子牙的医生都把父亲的病说成是“肾脏炎”。这样过了一年多，前列腺的病没有治好，而肾脏则由没病而治得患有重病了。父亲去世于1957年五月。这件事我经常想起，也经常向家里的人们讲起。我非常难过，我还没有来得及对父亲尽一丝一毫的孝道，父亲就由这么一种极其容易治疗的疾病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使我终生感到自责和不安。
师范大学的伙食是免费供应的，但日常生活用度总还是得花一些钱，为此我申请了每月两元钱的助学金。后来由于我用六角钱买了一本《李白诗选》被人告到系里，理由是“别人看油印讲义就行，偏他觉得不行”，于是班长找我谈话，从此将两元钱的助学金掐掉了。当时弟弟兆琮在丰台当兵，每月有六块钱的津贴，从此他每月省出两块钱来支援我，一直支援了一年多，直到我1958年夏天提前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弟弟兆琮生于1937年，从婴儿时代就跟着全家挨饿。1945年，民主政府接管了大黄庄小学，弟弟开始上学。后来又到东子牙上了高小。父亲本来的意思是和《红旗谱》里的朱老忠相同，是想让我在外头干，让弟弟在家里干，来个里外结合，城乡互助。当1952年弟弟高小毕业后，我劝父亲说：“如果兆琮想出去工作，请您别拦阻他，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于是从1953年开始弟弟就到静海县第五区民政科去做助理员了。待至1956年弟弟又报名入伍，当了志愿兵，开始在丰台，后来在阳坊，是坦克兵种。1959年以前，历年国庆节都要阅兵，所以他曾多次参加受阅。
我在师范大学念本科的这几年先后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修水库、反右倾等等，读书的时间顶多不到一半。我于1958年七月提前一年毕业了，任务是到二年级当辅导员，而后是在系里组织科研活动。没想到也恰是在这一年使我接触并从事了比较多的科学研究活动。首先是我在二年级带领了一个专门研究陶渊明的小组，这个小组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先是系统地阅读了有关陶渊明的全部作品和有关的研究资料，而后是分别撰写了有关陶渊明的几篇文章。例如《陶渊明的生活时代》、《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陶渊明诗的艺术成就》、《陶渊明对后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等等。让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写论文，自然是不可能水平太高的，但那个年代谁也不能反对。后来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曹述敬先生前来挑选文章，他很自然地就挑出了我所撰写的那篇《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由于我算是教师，其他几位都是同学，于是这篇文章就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与57级同学联合小组”的名义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文科版上发表了。接着这篇文章又被选登在1959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论文选》上，接着这篇文章又先后被当作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两校合编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与《陶渊明卷》的前言。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随后我又到三年级参加了“中国古代戏曲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花得时间不少，虽然这部著作最终未能出版，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受锻炼很多，也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领导与专家，如周扬、陈荒煤、张庚、任桂林、马少波、吴小伶等等，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我于1959年十月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对我来说实在是没有再比这个更开心、更喜出望外的事了。复旦大学是我梦寐已久的学府，早在好久以前我练习写毛笔字时就很注意练习写这几个字。至于“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诗句，更是早从远古的歌谣中就已经熟读了。与以前的零敲碎打、无目的、无计划相比，我感到进入复旦大学才是我真正自觉读书的开始。我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在指导老师蒋天枢先生的亲切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又比较细致地重读了《诗经》《楚辞》《左传》《国语》《国策》等等，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画了许多历史图表。与此同时我又跟着朱东润先生学了“古代文学批评史”，跟着张世禄先生学了“中国古代音韵学”，跟着徐鹏师兄学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等等。这些课程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开过的。在最后一年，我结合着撰写毕业论文把汉魏南北朝诗歌摸了一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曹氏父子对建安文学的贡献》。我所以如此另起炉灶，是想借以拓宽知识领域，以便适应毕业后将立即投入的中文系本科教学。
上海是我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但我觉得与生活在北京相差无几，因为我们那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一个月的粮票只有二十九斤，而且即使有粮票，到了上海市里也仍是不能吃饭，因为复旦大学的校址是在上海郊区的宝山县，而上海市里的饭店只收“就餐卷”，郊区的人是一概没有的。所以复旦大学的学生、老师到市里办事，只能速去速回，回来晚了，学校食堂里也没有供应。这些情况是今天的人怎么也无法想像的。但尽管如此，我永远记着在复旦学习的那段日子，是在复旦大学的这三年学习，使我初步具备了一个大学文科教师的基本条件。因为从我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后的第一次上课起，我就是很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
本篇文章共有 6 页，当前为第 3 页 |
|
|
|
首页 >
历史频道 >
史记笺证 >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