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是公认的历史名著与文学名著。但由于古今语言的巨大差异，以及人们陌生的古代典章制度、风物人情，还有地理沿革变迁等等，真正读懂《史记》，品评其中滋味，十分困难。《史记》研究的划时代的名著首推唐代形成的“三家注”，近代则有东邻日本学者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近年来《史记》大量刊行，各种校本、注本、选本、译本，有如雨后春笋，全本《史记》新注笔者所见就有近十种。但杰出著作不多，就新注来说，还难与“三家注”和“会注考证”比肩。值得欣喜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即将推出的五百万言的《史记笺证》是值得关注的一部大部头的《史记》新注本。该书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当代《史记》研究界的一件大事。
韩兆琦教授是当今一位卓有成就的古典传记文学的研究专家，知名学者，他对《史记》的研究情有独钟，花费了他过半的精力，成绩可观。韩兆琦教授对《史记》文章的赏析、文学性的阐释，蜚声学界，出版了《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选注集说》、《史记通论》、《史记题评》等多项成果。其中“集评”是韩兆琦教授的首创，荟萃历代评点《史记》的精言，沙里淘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此基础上，韩兆琦教授厚积薄发，把他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集中凝聚在《史记笺证》中，是值得期待的。《史记笺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着多方面的创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其一，《笺证》运用本证、旁证与理校等多种方法，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校改了二百多处。注解《史记》的首要任务是竭尽所能恢复《史记》原貌。《笺证》对此花了大力气。该书凡例二十条，前十条凡例集中对《史记》原著文字的校正处理，占了凡例的半数，由此可见《笺证》注释的重心所在。韩先生花大力气校正《史记》原文，凡校正之处皆出注说明与论证，有的更改，有的只是提出问题，区别对待，态度严谨，这无疑是注解古籍的正确态度，也是对传统校勘学的弘扬。所谓通行本《史记》，当代所指即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韩先生据以作底本，这是聪明而又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华本《史记》，是几代人的校勘总成果，结晶了众多前辈学者的智慧，对此做出校正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是要有勇气的。为了求真，韩先生知难而上，做出了成绩，特别是对一些大家习见而默认的错误做出校正，或提出新解，实为难得。例如《孔子世家》正文中有“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对的；说“诸儒亦讲礼乡饮大谢于孔子冢”，并说“孔子冢大一顷”，就显然不对了。《笺证》引阎若据的考证，以《孔子世家》的赞文作“以时习礼其家”为证据，更正后两个“冢”字是“家”字之误，是为本证。现存事实的比较是为理证，《笺证》作如下按语：“孔子冢在今山东曲阜市城北的孔林中，是一个不大的土丘，别说一顷，连一亩也没有；孔子家的旧址在今曲阜市的孔府内，孔子死后越来越阔气，现存孔府共占地至二百四十亩；孔子活着的时候到处碰壁，不可能有这样大，但比那个土丘大一些还是应该的。”这个按语并不是以简单的事实对比就做出推理论证，它注意到了历史的发展，逻辑严密。同时行文诙谐风趣，增强了可读性。韩先生讲话、行文潇洒飘逸，很有个性，这一风格，带入《笺证》，很有特色。
其二，引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方法于《笺证》，博采非文献资料注解《史记》，贡献突出。韩先生不仅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而且访术、采录地面遗留的各种古代遗迹，诸如城垣、关塞、楼台、陵墓、碑碣等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者录入注释中，既资博览，以广异闻，又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还有的纠正了文本叙事的偏差。例如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这一重大事件，文献记载见于《周书》、《尚书》、《韩非子》等多种典籍，而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这是一件纪念武王克殷大臣利受赐的礼器，铭文详细地记述了武王灭商的事实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利簋”的出土以实物证实了武王灭商的历史事件，使之更加明晰而生动。又如山西高平县永禄乡多个古代尸骨坑的发现，可证《白起王翦列传》中秦赵长平大战赵军覆灭的地方，以及白起坑杀赵卒的史实。至于周文王被囚于羑里的遗址，秦始皇刻石颂功的刻石遗存，秦修直道遗址，田单复齐所据莒城、即墨城的遗址等等，以资证史，极为亲切，韩先生广泛采择，系统地引入《笺证》，很有胆识。
其三，引证宏博，多方取资，大大丰富了注释的内容，开拓与发展了现代注疏学。《笺证》的引证是开放式的，广泛采择，不设界囿，成为一大特色。广泛采择，仍有重点，着重三个方面：一是采择、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讹旧注 ，提出新说；二是采择、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史记》有关史事、人物的评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内涵，提高阅读能力；三是采择、引证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用以加深读者对《史记》文学性的理解，并增强阅读乐趣。试各举一例以明之。《陈丞相世家》、《匈奴列传》中提到的匈奴“阏氏”，三家注《集解》引苏林说“阏氏”，如“汉皇后”。释匈奴“阏氏”为“皇后”，千余年来没有人提出异议，遂成定论。而《笺证》引用林干《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匈奴“阏氏”，乃是对匈奴单于多妻的通称，如汉室的“嫔妃”，而不是“统率后宫，母仪天下”的皇后，纠正了旧注的误说。楚汉相争刘胜项败，弱者战胜了强者。《笺证》引用了毛泽东以及军事史专家的评论加以解说，指出：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施政深得人心，善于用人，把握了战争全局，指挥艺术得当；而项羽反是，不是政治家，贵族出身，不了解社会，不善用人，不懂战争艺术，终于导致优劣易势，成败异变，成为悲剧英雄。引用大政治家、军事家的评论解说历史大事件，无疑具有权威性。
其四，《笺证》的“集评”，是韩兆琦先生对注疏体例的一种创新。传统的注解，着重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的训诂和年代与史事的考证，一般以疏解古籍的原文为限，主旨是疏通字义，读懂古文，这是一种微观的解读方法，无疑是注解的正宗，最基本的内容。“集评”则是超出字、句之外，在篇后评析，以一篇为一个整体单元，作宏观的义理解读，帮助读者欣赏古籍的价值，吸取思想营养，这是超越前人的一种创新。前文已指出，“集评”是荟萃前人的研究成果，沙里淘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读者通过“集评”，扩大了眼界，在有限的时间领略众多往哲时贤的风范，受益多多。“集评”之后是韩先生的按语，概述全篇主旨，评判传主，直抒胸意，简洁明快，引领读者思考。有时对司马迁亦提出批评。例如《吕不韦列传》“集评”后按语说：“吕不韦自庄襄王元年为相，至始皇九年免职，前后为秦相十二年，而这段时间正是秦对东方诸国大举进攻，并逐步实现吞并的时代，而本文作为一个秦国宰相的列传，竟只字未提吕不韦对于秦国的政治有何建树，这就未免过于偏狭，过于失之公正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此外，《笺证》在技术方面也有所创新。如对《史记》记载历史的地理、年代，《笺证》除了用现今地名、公元纪年加以对照外，特别加进了地形图三十五幅，历史古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图片一百三十多幅，使《史记》记载的历史内容形象化、视觉化，以利读者的记忆和提高阅读兴趣。对古代的度量衡加注了当今的相应值。对疑难字、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这些细微地方的得当处理，拉近了古典作品与当今读者的距离，增强了时代感。加之《笺证》作者整体行文的流畅与清新，使《笺证》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雅俗共赏的功能。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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