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人民大众着想
1966年5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即我国的第三次核试验。公报发表之后，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国外也很有影响。周总理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把3次核试验实况剪辑成记录片，向全国放映。
以前，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记录片，曾在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给人大代表放映过一个小片段。许多代表都说太短了，没看够。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心愿，决定制作一部记录片，公开放映。
不久，总理叫人通知我们到一个宾馆礼堂去参加审片。
当时由于“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未按时到场，审片工作拖延了较长时间。我们几个人就抽空到礼堂一侧的休息室去交谈。
总理事先已审过片，他来到休息室向我们征询意见。
“记录片这样剪辑行不行？”他坐下来就问，“有心人能看出什么秘密吗？”
我们说，第三次试验的画面不宜出现太多。
总理笑道：“内容少了，群众可不满意呀。”又问我们：“能想办法让群众多看一些实况吗？”“前两次的爆炸景象画面可不可以多选一些呢？”我们都赞成总理的意见。这时“文革”运动已经发难，总理还十分关切我们的工作有无困难，生活秩序有无保障，问有没有人抄我们的家，等等。
周总理如此为人民大众着想，百忙中还把科技战士的工作与生活放在心上，使我们深为感动。是啊，全国人民在3年困难时期，忍受苦难，尽可能节省出财力物力来支持核弹研制工作，现在3次核试验都成功了，是该多给他们一些科技信息，向他们汇报。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国防科技事业的前进步伐，了解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共同为实现我们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
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后，核潜艇的研制进程也加快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总理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的专委会，讨论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周总理在这次会上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这和周总理对核试验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周总理抓工作严格要求，考虑问题又周到细致。我记得，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就乘机出发，他甚至连当时的天气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按时起飞，都考虑、过问到了。启动运行试验期间，他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那次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正是在这次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专委会上，周总理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总理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种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到1974年，上海市研制的核电站确定用压水堆方案，最后得到肯定。1974年3月底到4月中，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委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总理已经病了，他跟叶帅一起肯定了上海的方案。另两项议题，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和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是4月13日继续开会研究的。上海市那时有“四人帮”的干扰，会后进展迟缓。清华大学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又因资金无法解决，就停下来了。总之，60年代中期就曾经研究安排我国核电站的起步建设，但由于十年动乱干扰，核电站的研制工作是不正常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好转。
1979年初，美国的一座核电站出了事故，泄露了放射性物质。1986年4月底，苏联一座核电站又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在国标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我们的工作曾有些影响。其实核电是一种安全、干净的能源，完全没有必要怀疑，关键在于抓好质量和管理。周总理一心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很早就着手安排我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1970年周总理在专委会上明确的核电站建设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方针，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
面向未来，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局面打开以后，有不少美籍中国学者来访，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来过。他们对我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强调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应适当安排长远性课题及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大力培养年轻人，注意发挥原有科学人才的作用。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议很好，一再指示有关单位要很好讨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年10月，中央决定派一个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代表团由贝时璋、钱伟长、张文裕等著名科学家组成。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并讲了话，同大家议论了几个问题，并对应注意的事项作了交代。散会前周总理问还有什么问题，张文裕同志提出了一个涉及高能物理的问题。当时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件高能粒子反应事例，可能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张文裕同志提出这一发现是否可在代表团到达美国前公布。周总理说，你们掌握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把握有多大？要加深研究。那时候，李政道教授正好在北京。周总理指示，他在国外见识广，熟悉情况，先对他讲讲，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就安排了一次这样的学术活动。总理了解讨论情况后又指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写文章、报道，要真实。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又经过认真分析讨论，把研究成果在我国《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印出单行本，送给代表团在国外分发、交流。正是在这件事的前不久，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技工作者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提出他们对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明确主张，反映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周总理9月11日亲笔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样，在中国科学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
周总理不仅领导和指挥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从攻尖端技术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以他光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实践，哺育着我们成长。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经历的几个片断。今天，我国形势越来越好。我国的科学技术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统筹安排。年轻的一代人才也在不断涌现。让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为振兴中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共同奋斗。
（赵春生、苏方学整理）
《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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