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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总理大力支持发展新兴学科，特别是原子核科学，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为基础，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开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为原子能的应用作准备。1950年由吴有训副院长兼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由钱三强任所长，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从人力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参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十余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理论基础、培育人才和物质条件方面为进一步发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发现了铀矿资源。国际上准备在日内瓦召开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苏联表示愿意对其它国家给予科学技术上的援助。在这样的形势下，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亲自召见李四光和我，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详细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薄一波、刘杰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总理告诉我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我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和我的汇报。根据周总理会前的嘱咐，我们用铀矿标本和探测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总理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我们抓住重点，讲得尽可能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上毛主席问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从哲学角度考虑，提出中子、质子也是可分的观点。周总理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加强。这是一次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原子能事业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学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组织协调等方面都困难不少。然而这一切困难，周总理都想到了，并且在会后立即扎扎实实地组织抓了下面几件事：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开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据我们的建议，周总理决定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上海复旦大学的卢鹤级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教学用的仪器设备由近代物理所帮助解决，并且在所内挂了“六组”的名义，便于取用器材。教学和生活用房由科学院负责修建。紧接着，清华大学自告奋勇办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到200名。1958年聂荣臻同志提议，并在周总理支持下，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及时统筹调整留学人员专业，以济急需。周总理亲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带着留学生名册找到科学院干部局郁文同志，要他和我们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中，挑选一些适合转方向的留学生转到原子能有关专业。最后我们选定了300余名，他们后来都在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反应堆、核化学和化工、铀矿地质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这项工作完全是周总理替我们谋划安排的，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3．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党的机构有两个部，即宣传部和组织部，我们历来是宣传先行，然后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同时还叮嘱我们宣传不单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说行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讲团试讲并作示范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去宣讲。结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
4．周总理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他决定由军委政治部选派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干部李毅同志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并选派了三个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强了研究所工作人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对贯彻上级领导的决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科学院系统为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吴有训分别为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1955年苏联正式通知我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实习。为了安装这些大型设备及其发展的需要，选定北京远郊区坨里为实验基地。同时在中美日内瓦外交谈判之后，一批留美、欧的科学家陆续回来，其中核科学方面科学家有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10人。国务院根据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冯麟、力一、何泽慧率领实习团30余人去苏联实习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和在这些设备上进行研究工作的仪器等。1958年夏，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由我任所长，李毅、赵忠尧、郑林、王淦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里的实验基地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仪式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
至此，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初步形成。许多领导同志和战斗英雄、劳动英雄陆续参观了研究所，特别是1958年8月22日周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研究所，受到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
研究所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科学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
这个阶段，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核科技合作与交流主要是通过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国退出了联合所。
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195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条件，周总理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十二年规划中绝大多数项目提前实现，使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一激光，及时地被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总理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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