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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频道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 回忆怀念 > 正文

  抗战1周年时,三厅举行的献金运动,是一项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的运动。当郭沫若同志向陈诚表示要举行这项活动时,陈诚断言一定会失败,而失败将带来不好的影响。事实与陈诚的断言截然相反,武汉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的5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难民、乞丐。恩来同志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1个月薪金240元。我们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捐献。献金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热烈展开,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恩来同志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2月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在旧中国算是销路很大的了。恩来同志曾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需在武汉、广州大量翻印,广为发行。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40多种,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汽,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传了抗战,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武汉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恩来同志十分关心长江局在武汉等地组织与领导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开始不久,各界群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成立民先队的影响,在武汉成立南方“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救亡团体。1938年2月,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领导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推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任理事长,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导生都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组织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派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厂中工作,并建立和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恩来同志还指示长江局工委请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出面组织“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工委成员刘群先、廖似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筹备工作。筹备会提出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联合世界劳工团体,发动工人参加抗战等九条纲领,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计划没有实现,但这次和劳协的合作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争取了许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也促进了朱学范和我党继续合作。正是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武汉以及南中国许多城市活跃起来。当时人们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武汉白色恐怖严重,这时则是生机勃勃,“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过来了”。这里倾注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夭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二)

  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联络,是长江局时期我们党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恩来同志和董老、叶剑英亲自去做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恩来同志除了在八路军办事处亲自接见各方人士外,还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劢、左舜生会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和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友谊,主要是在长江局时期开始的,这对重庆时期及以后的工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恩来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冯玉祥长期和我们有联系,恩来同志和董老曾与他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冯先生同情、支持我们,他在汉口办了印刷厂,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向延安图书馆捐赠大批图书。大家知道,台儿庄大捷是当时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恩来同志曾经起了作用,这就鲜为人知了。这次战役爆发之前,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率领一批参谋人员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在启程之前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就这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交换意见。恩来同志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徐州一带的地理形势,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我军将予以密切配合。在徐州会战中,恩来同志向中央建议,指示新四军三支队张云逸部在津浦路南段加强活动,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团等牵制敌人由南京北上增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三八旅则在津浦路北段牵制日军南下,这样使得徐州战场国民党军队减轻压力,得以在台儿庄周围集结部队与敌军决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我方予以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既参加抗战,又怕被蒋介石吃掉,他们想和我们拉关系以互相声援,特别希望我们派得力干部帮助他们治军。我们利用这种机会派人到这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曾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桂系的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时,在武汉会见恩来同志,要求派人帮助他工作。恩来同志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浙江,这些人受到黄绍竑的信任,成了省、县政治工作队的骨干。对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张冲,恩来同志也很重视做他们的工作。1938年3月,邓锡侯来到武汉,恩来同志诚恳地向他提出,川军应与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邓锡侯接受这一建议,他的部队驻扎在老河口,和新四军驻地紧邻,经常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长江局还派薛子正同志到滇军一八四师担任师长张云鹏的秘书,后来升任参谋长。又通过张云鹏做龙云、卢汉的工作。抗战中,昆明有一点民主气氛,能容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解放战争期间,龙云、卢汉、程潜、邓锡侯都先后摆脱反动营垒,走向人民,这和我们党特别是恩来同志做了多年工作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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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任吉东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