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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频道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 回忆怀念 > 正文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洋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原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部分删节)  

  《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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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任吉东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