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早上8：50
前天晚上写完信时我以为战斗已结束，但后来我们附近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还有机关枪、步枪，并比以前更加激烈。
说得好听些，昨天是注定的不愉快的一天。星期天下午中国士兵开始撤退时我去了外交部，在那儿我发现许多伤兵但没有医生和护士，后来欧内斯特和我到三牌楼的戍司令部，在那儿发现有更多的伤员，大约有10~20名医护人员，但没有一个人在为伤员做事而是准备撤退。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为那儿的伤员服务治疗的话，国际红十字会将把他们接收过来。前一天我们已组织了一些有意于救助伤员的志愿人员，有德国人、英国人（然而像其他英国人一样，门罗·福里（Monro Faure）被命令离开南京，住在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上），中国人和年轻的克拉（Cola）我们的俄国朋友，但大多数为美国人。我被选为（南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为我们的委员会的秘书。
安全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同某些日本军官取得了联系，他们说只要医院不藏匿武装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这以后我们许多人都忙碌起来，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把消息传递给中国士兵，我们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扔掉。卫戍司令部门前的街道是最混乱的地方——轻、重火炮，骡、马、炮弹、手榴弹以及各种战争物资拥挤在一起。我们停下来放走了一只骡子。走过手榴弹和炮弹堆放的地方，使人感到非常不自在，一次一颗子弹就在我脚边炸响。当我们回到卫戍司令部时，那些我要求等我的医护人员已无踪影。可怜的伤兵被留在那儿无人照管。
到晚上，100多名急救员开始工作后，救治伤员的医院才稍有秩序。 第二天我带着装满伤员的救护车到外交部，当我们设法使能走动的伤员朝台阶上走的时候（另一些用担架抬），一队日本兵来了，其中一些像是野兽。我正扶着一名可怜的伤兵，他痛苦地向前迈步，这时一个日本兵把他从我身边拖开，猛地扭着他受伤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名伤员的手也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发现一名刚走过来的日本军医，我指给他看伤员们穿着的血衣。他会德语，我用不流利的德语说这是伤兵医院。他叫日本兵给伤员松了绑。
在这之前，一名日本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过，有些日本兵很坏。随后，我找到了一名会说英语、比较正派的军官，我告诉他我想到日本司令部去，得到照顾伤兵的许可。他用我们的救护车（从红十字会借来的）把我和那位年轻的俄国人送到了日军司令部。司令部在中央饭店，位于军官道德培训部的西面，我见到了一位个子矮小、留着长长的小胡子、头长得尖尖的人。我通过克拉说，卫戍司令部前有许多伤兵，我想得到允许把他们送到外交部去。他走到里面的一个房间，日军在南京的最高指挥官住在那儿。过了一会，他出来说，我必须等几天。我说他们已几天没有人照顾，甚至没人送水给他们喝，但那个日本人说我们必须等。我们失望地走了。回到安全区委员会，看到那儿有伤兵，我送了两车子伤兵到外交部的伤兵医院。每次我们都遇到了些麻烦。一些坐在汽车里的军官担心我们把伤员带走，我告诉他们是带进来而不是带走。他们允许我们再运一车子。第二趟归途中，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要把我给燃烧起来。他通过克拉说，不要让这个美国人（指我）到处乱跑，美国人很坏。克拉说我们得到允许再运一趟，他说：“我是这个城市里的司令。”我们好不容易才要回我们的救护车。
星期天，12月19日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是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可以与之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的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就在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人被日本人杀死在我们住所附近。许多中国人很胆小，一遇日本兵掉头就跑，这个人就是这样被打死的。由于现场在我们能看到的竹篱笆的一个拐角，他具体是怎么被杀死的我们看不见。后来克拉到那儿去看，说他们在他头上开了两枪。这两个日本兵一直抽着烟，谈笑风生，杀一名中国人就像杀死一只老鼠一样，无所谓。
J.L.陈的大儿子陈昌，今年16岁（中国算法），两天前从我们住所附近与500多人一道被抓走。我认为他生还的机会不大。在这批人中还有11名来自苏寿村的基督徒，自那以后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昨天我把我们被抓走人员的名单给了最近刚到南京的日本副总领事田中（Tanaka）。
我们学校厨师的儿子五天前在塘口淘米时，同其他100多人一起被抓到苏寿村，所有的人双手都被绳子捆着，快到苏寿村时，他们被一个个地枪毙掉。幸运的是，他和鼓楼附近一家商店的一名店员在队伍后面，他们的双手被捆在前面而不是像我多次看到的绑在后面。他们用牙齿解开了捆绑的绳子，躲在一条排水沟里共一个半白天加两夜。他们出来时，遇到一名日本兵，他抢掠来一桶酒，拿不动，叫他俩抬。这样他们安全地回到城里，并最终回到了我们下关的住所（汉森寓所）。我的汽车司机的两个弟弟与陈昌等一批人一道被抓走。由于这批人集中在离我们住地很近的地方，我同司机的妻子一起出去，她自己不敢去（确有理由）。她最终看到了她的两个小叔子。我朝一个领队的军官走去，可能是个中士，我伸出两个手指，用英语说：“两个普通人，不是士兵。”当我走近他时，这名军士用极其仇恨的目光看着我，嘴里恶狠狠地说了些什么，我猜是“滚”。我转向那女人说：“毫无指望了。”于是我们就回来了。要是我知道陈昌也在这批人里面，我一定会设法再去找高一级军官去营救他的。前天唐先生的儿子在附近被打死。大约在星期四的晚上（12月14日），我遇到两批人，他们四个一排被绳子捆着，其中有一个人没有穿裤子，他们在街上被赶着走，人数众多（当我遇到第一批时，天还没有黑，因此看得很清楚），大约有5000~6000人。几天来，我们都能听到机枪声音，不仅这五六千人，还有城市其他地方的许多人在被枪杀。没办法能算出多少人被枪杀，但我估计，包括街上被杀的人，共有2万多人被害。或许更多，也许少一些。
大批中国士兵一定是在星期天夜里逃走了，日本人因没能抓到更多的俘虏而怒火万丈。
昨天我同日本新来的副总领事田中一起到下关，他想在外国财产上贴上通知，注明这是美国人的财产，那是英国人的财产等。下关仅存的建筑物是我们的房子，美孚石油公司以及扬子江饭店。我们房子的前门被砸的粉碎，房子里面一团糟，所有抽屉都被堆在地板中间，三楼所有的箱子砸开。所幸的是，我的一只镶铁皮的小箱子没上锁，橱子也没有锁，故免遭厄运。地上，床上，及地板上有许多血，有一只枪管坏了的枪，我猜是一个或一些中国士兵被困在这里过，至少曾经躲在这里过。也许是中国士兵砸开箱子找衣服换下他们的军装，其他值钱的东西似乎没有碰。我很高兴我们的房子没有烧掉，我一直担心这点。下关一片狼藉，所有熟悉的景物都消失了，桥梁公寓不见了，我为西姆斯（Sims）夫人感到难过，在她这个年龄再重新开始确实是件令人泄气的事。毫无疑问，下关是中国士兵烧的，因为他们不想把它留给日本人，也许这还有助于掩护他们撤退。在堤岸上有三堆黑乎乎的尸体，部分被火烧过。我想象过去的4~5天许多地方都是日本人放的火，目的就是要把被他们屠杀后的尸体烧掉。此刻在我写信的时候，又有两处起火，一处在下关，另一处在南面。
在整个星期中，日本兵在南京抢劫了他们所能抢到的东西，他们甚至把德国使馆的小汽车也给抢走了，并几次进入美国大使馆，但都被赶了出来。日本军官也参与抢劫。昨天他们来到我住的房子（森汉的房子）企图把剩下的一辆汽车抢走（其他两辆汽车已被抢走）。和这伙兵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浪人”（非军人日本流氓）。我指着日本总领事贴的标志和美国使馆的标牌给他们看，并试着关上一扇大门，一个日本兵把我推开，直往车库走去，但那辆车坏了，因此给留了下来。一个浪人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要护照，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他说了声：“谢谢”。抢劫持续了许多天，日本兵不断地抢人们已是贫乏的食物，然后是铺盖，抢他们所能拿走的一切（东西）。人们不能离开汽车，哪怕一分钟，要不然就没有了。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日本人以难以设想的最无耻的方式干着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欧内斯特和我，或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随时呆在和注意圣保罗堂信徒和随着我们来的其他难民的屋子和舒尔彻·潘丁的房子，那里有我们的衣服和食品。那俄国小伙子克拉和另一个土尔其塔塔族的机械师住在舒尔彻·潘丁的房子里，隔壁则住着来自苏寿村和三牌楼的基督徒。日本兵不断来抢劫这些人仅有的一些东西，而对付这一批批来的日本兵真像梦魇一般可怕。我们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满了妇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们的饭厅里。她们终日惶惶不安，惊恐万状。几天前，隔街的一个小寺院的和尚过来说，日本兵带走了两名尼姑，他恳求我能让几个尼姑也来躲躲，我照办了。房子里真是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楼上楼下的房屋里都住满了人，一会儿功夫，我们的卫生间里也住进了一对母女。还有一些女孩子作为护士在鼓楼医院帮忙，尽管正式护士都干得很好。昨夜一个日本兵闯进了这些姑娘的住所，并摸到三个不同女孩子的床上，这些女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吓住了那个日本兵。他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接着威尔逊医生赶到，把他赶走。这个家伙曾掏出枪对准威尔逊，似乎要对他开枪。约有4000名妇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据我所知昨夜有12名妇女被抓走。几天前一个晚上欧内斯特和我在附近散步时，一位妇女哭着跑了过来，一个日本兵在后面叫她。我们把她带到我们住所，让她同其他妇女住在二楼。第二天，她叙述了她的遭遇：昨天下午6时，来了四名日本兵把她从家里抓走，她有一位28岁的丈夫和三个月的婴儿。他们把她塞进汽车，开了三至四英里之后，三人轮奸了她。然后试着给了她一些他们抢来的食物，开车至半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把她放走。天很黑，她不知道如何回家，碰巧遇上了我们，要不然她也许还要遭受一夜的凌侮。第二天早上，我把她带到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给她进行了一些治疗。昨天下午一名德国人谢林（Sherling）和我去了一些日本兵强奸过妇女的房子。我们走进一间房子，有位妇女坐在地上哭泣。人们告诉我们她被强奸了，并说楼上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人的指点下，我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我愤怒地敲门，房子里的日本兵有一些反应，我用英语和德语大声地叫“开门”，随后谢林也来了，敲门并喊“开门”。最终那个日本兵出来了，他下楼时我对他喊道：“畜生。”楼下一位日本兵懂一点中文，上楼时，听到我的骂声，很不喜欢。类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发生。当我把这些事告诉刚从美国来的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把这些事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他也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样的是非标准呵！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
日本人经常轻蔑地谈论中国军队是多么的无组织纪律，但日本人自己比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最坏的土匪还要坏。田中总领事说，日本高层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已发布了两道命令，但情况继续一天比一天更糟。
近来，晚上一直睡在我们住所的地板上，但这两天睡在沙发上，舒服极了，不过我最需要的是洗个澡。一个星期前在巴克（Buck）家洗过一个澡，那里住着一些美国人。
我只告诉了你我所做的事的一小部分。昨天早上当我把那名妇女送到医院时，我对他们说另外还有一名妇女，她脖子被一个日本兵刺伤了，那个日本兵要掀她床上的被子。医院的人说：“她今天早上被送来了。”于是我走到她的床前，发现不是她，知道这是另一名受害者。我匆忙离去，把那位吓坏了的、精神有些错乱的41岁的妇女和她的老母亲带来。海因兹（Hynds）小姐今天告诉我，有个3岁的小男孩腹部被刺了四至五刀。当然我们所见所闻只是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暴行的一个零头，但我想这足以使你了解这个城市的人民所经历的地狱般的遭遇。这简直是场恶梦。昨天我听说在贵格会教堂后面有一些姑娘，我开着医院的救护车到那儿。其中三位姑娘已被抓走，其余的都吓坏了，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她们塞进车里，一共18个人，然后送她们到鼓楼医院。昨夜又有个日本兵闯入她们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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