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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漫漫长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试验，但都救不了中国。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面对的现实更加严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中国人已实在没有其它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
谁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革命志士来说必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下这个决心，自然极不容易。如果那时的清王朝真是一心为中国谋出路，甚至只是民众还对它抱有一点儿希望，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温和的态度推动它进行改革，而不会断然采取革命行动的。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然而事实却很无情，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冰冷的回答，连见都没见他，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二十世纪初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们对清王朝进行长期观察后作出的抉择。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腐败祸国更加暴露无遗。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专制、腐朽的祸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温和的曾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都感到绝望了。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竟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再看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个御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当时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于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
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是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这是当年中国历史画卷中最鲜明最突出的内容，其它什么都无法同它相比。不充分地看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历史的真实。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走向共和，正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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