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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兰州西去的飞机一头“扎”向沙漠，降落在三面被戈壁包围着的敦煌机场。广袤沙漠中一条孤单狭窄的柏油公路，把我带到鸣沙山的东麓。
在早已干涸的宕河边，静静地匍匐着一带长长的石窟群。这就是名闻世界的莫高窟，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在莫高石窟群现已发现的700多个洞窟中，容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近五万平方米。此外，与它邻近，同属敦煌石窟体系的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中还有不少同样精美绝伦的塑像和壁画。这些塑像、画像。尽管其“前身”和名号多属外来，却多被赋予了东方的形体、眉目、精神。
走进249号石窟，宛如进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圈：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分布四周，身边还有飞廉、雷公、霹电、雨师等各司其责。通常我们把这些人物归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但是，敦煌研究院的施萍婷研究员认为，这些道教人物，其实也能在印度佛教神祗中找到相当的形象。这位专攻佛经变文的中国第一代女敦煌学博导特别指出，例如，这东王公伏羲和西王母女娲，便可说就是佛教里宝应声、宝吉祥两尊菩萨的形象。
更引人注目的是飞天。飞天原是印度古神话中天歌神乾闼婆与天乐神紧那罗的复合体。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后来进入神佛系列，作为导引人们进入极乐世界的使者。
莫高窟的第282窟的南壁，有十二身飞天。它们堪称是飞天形象的代表作。这些飞天，身材修长，束双髻，裸上体，系长裙，披彩带，一边在鲜花飞舞的空中翱翔，一边演奏着拍板、笛、箫、笙、琵琶、阮、箜篌等乐器。其身其形，其气其韵，使人无法不感受到西方大千极乐世界的无比美妙———而飞天之所以这样大量地出现在敦煌石窟中，其作用仍然不脱佛教的“导引”宗旨；只不过，这导引使者已不是原先的乾闼婆与紧那罗，而是中国化的飞天，敦煌式的飞天。
远不止是飞天在“飞天”，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塑像，第112窟有一组画于中唐时代的乐舞群像壁画，乐工手中丝弦弹拨管笙箜篌一应俱全，但更精彩的显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位边反弹琵琶边专注地踩着舞步的胡女舞蹈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丝路花雨》在我国进而在世界各国上演之时，许多舞蹈家都侧身而立，惊诧于“英娘”神妙的“反弹琵琶”。击节慨叹之余，人们不能不再一次想到千年的敦煌——人云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时空艺术，但敦煌石窟恰恰把古代无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要素：节奏、动作、神情等等，统统保留了下来！
舞蹈和音乐是天生的姐妹。敦煌既是不朽的舞蹈艺术博物馆，当然便是永恒的音乐大厅。敦煌研究院的资料中心的冯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它记载着：敦煌诸窟中，有乐伎图像的洞窟达260多个；其中绘有乐器图像6000余件，分为500多种不同类型的乐队，拥有不同乐器40种以上，打击、吹奏、弹拨、拉弦乐器种类俱全。人们已经据此制出了复原品，配上据从藏经洞文物中发现的古谱破译出的古曲，创设了煌煌大观的《敦煌古乐》。如古非古的场景，如幻如梦的音乐，倾倒了多少中外听众。此刻我徜徉在洞窟间，与古乐人近在咫尺方寸，更仿佛有绕梁之音不绝于耳。
艺术来源于生活。敦煌石窟最重要的艺术价值之一，在于它们如实地“还原”着历史。
在第61号窟中，我看到了一幅创作于中唐的《五台山图》。这是一幅宽13.45米，高3.42米，面积达45平方米的巨画，描绘着五台山周圆五百里的土地，近二百处建筑，428个各种各样的人物！
它的古老，它的巨大，它的华美，都令人吃惊。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视野的广博、运笔的精细、测绘的准确。它把从山西太原经石崖关、忻州定襄，和从河北镇州经柳泉店、龙泉店、永昌，分别翻越丛山、跨过溪流，途经诸多关隘险要，最终都抵达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几条路线及途中的寺庙、村镇，描画得须眉毕现。以至于当三十年代初，我国著名建筑学前辈梁思成试图沿着图中指引的道路上五台时，竟能一一找到千多年前的这幅图中画到过的不少建筑！
除了大量如《五台山图》一类的佛传故事画和本生、经变画外，在石窟中还能看到了许多描绘民生的美术作品。第23窟、第25窟、第454窟，许多石窟都描绘着农民劳作和收获图，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间敦煌及附近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均历历在目：农夫拉犁耕地，抡连枷打场；妇女持篮播种，头戴笠帽、手持镰刀收割成熟庄稼的农夫等。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艺术如此精湛、数量如此巨大、历史如此悠久，是世界任何人工美术馆、博物馆所难以比拟的。说它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最长的画卷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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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卉 来源:中青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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