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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三十）:传承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21日 10:15
2002年5月15日，随着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山西平遥城外的12根的烟囱接连倒下，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据平遥当地政府官员介绍，他们今年不仅要把环绕在古城周围的500多座炼焦炉和染织厂统统搬走，而且还要把城里的医院、学校和4万多居民迁出城去。这让人想起22年前，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带着学生去山西实习，闻听有一座古城为了发展经济正在大张旗鼓拆城墙，扒老房。阮仪三教授星夜赶去，发现120多幢明清建筑只剩得残砖断壁。同样一个“拆”字，时隔22年，眼界和心境都大不同了。
1997年，为了适应北京地区持续增长的供电需求，有关部门计划从3个方向架设高压输电线路，其规划中的北线上，最近的一根高压线铁塔与颐和园外墙只有不到50米距离。
为了不损伤园林的借景风貌，颐和园管理处建议，把地上架设高压线改为地下铺设电缆。可这地上地下一字之差，工程造价将高出18倍。
经过反复论证，到了2002年，市政府果断地拍板，以保护遗产为重，宁可增加几十亿的投资，也要为保护遗产做这方面的努力。
这是一张清朝末年的手绘颐和园全景图。北京市政府的决策终于让这幅画卷所展现的园林风貌完好无损。
评上世界遗产并不代表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对于那些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必须采取切实地、负责任地态度来对待，使它们能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192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之初，考虑到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在制定公约的时候，世界遗产公约组织不仅制定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还有一个《世界遗产濒危名录》，预先设立了“黄牌警告”和“红牌罚下”的监督机制。
目前，包括阿尔巴尼亚的布特林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印度马纳斯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秘鲁昌昌考古区等7项文化遗产和16项自然遗产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濒危名录”。
中国的世界遗产向何处去？怎样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遗产并不被列入濒危名单？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遗产完好地传承下去而不是在我们手里毁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采取先进的计算机成像技术对这里实施保护，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由此诞生了。
世界各地的敦煌研究专家足不出户就可对洞窟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最终达到研究与保护双重目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九寨沟在原始自然美景，从2001年7月1日开始，当地管理区决定将每天的游客人数限制在12000人以内。虽然这样会使九寨沟每年减少10万游客和2000万元收入，但对于风景的休养生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投资引进了环保型电瓶游览车，修建了高架栈道，减少了对水面岩石的磨损和废气污染。
久负盛名的中国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已经在风雪中屹立了1500多年。
距离这座石窟仅仅200米的地方，就是车水马龙的109年国道。这条公路担负着非常繁重的煤炭运输任务，每天车辆通过量在1万辆以上，从车上掉下来的煤块被辗成灰尘，随风飘落在佛像身上，给云冈石窟的佛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山西省文物部门决定让109国道改线，
呈现给世人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清新优雅的景观环境。
我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保护遗产本身，不单是一座颐和园，也不是一个敦煌和九寨沟，而是保住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传统和精神气质。
2002年1月，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在这个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在世界遗产核心区建立宾馆，并对遗产地内的环保车船的使用做法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旨在专门针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不光是四川一个省，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也在酝酿有关完善文物保护法律的问题。
2002年10月，新的“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16年来，中国人的文物保护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主动保护文物的意识与专业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
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已经做出决定，共同筹资60亿人民币，用3年时间，到2005年，完全拆除颐和园景区周边的不和谐商用建筑与民用建筑，劈出50米宽的绿化隔离带，一个全新的景观规划在北京颐和园悄然启动。
当我们面对那些不能移动的人类世界遗产时，渐渐发现，如何让我们的文化有生命地鲜活地传下去而不仅仅是标本与遗迹的存在，这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为此，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
我们希望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不仅仅只是为数不多的遗产地清单，我们还有更多地有形的和无形的、知名的与不知名的民间遗产需要传承。
昆曲这是一个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的剧种，它悠缓的精致韵律和唱词的高古含蓄让普通观众望而却步。
2000年4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申报、评选工作正式启动。最后，经过19位国际评委严格评选，昆曲与北美伯利兹的音乐舞蹈、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民间说唱艺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提线木偶戏、立陶宛的十字形民间工艺、日本的能乐等19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尽管昆曲是“百戏之祖”，甚至像梅兰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大师都从昆曲中吸取营养，但阳春白雪的昆曲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命运坎坷，到清朝末年，终于爆发了所谓“花雅之争”。
一些新的剧种被称为“花部”。而昆曲呢，称为“雅部”。昆曲很高雅，它文学内涵很丰富，但是不大容易被人理解，不像那些新兴的花部这些剧种那么有生命力。最后这些花部兴起了就像秦腔啊，京剧啊，昆曲却变得衰落了。
昆曲艺人的境遇每况愈下，直到解放后，昆曲才在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干预下，得以重返舞台。
昆曲被评为世界非物质遗产，犹如一剂强心针，极大地刺激了这个濒危剧种的活力，同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昆曲的存亡发展并不乐观。何况，当年的“花部”（京剧）都已经变成了“雅部”，那最初“雅部”的昆曲也就更加曲高和寡、岌岌可危了。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了世界对文化遗产的全面尊重，也标志着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新的阶段。各国列入这次口头文化与非物质遗产的艺术，大都处境艰难，濒临绝灭，全球都面临着如何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正在死亡之途上。
我们不仅仅只注意到了生物的多样性，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也只有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才会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魅力无穷。
变化着的时代已经给我们摆下了挑战的擂台，同时也赠给我们从未有过的机遇。
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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