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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九）：莫高窟
央视国际 2003年08月26日 11:18
文化遗产：莫高窟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穿过河西走廊的古代丝绸之路，到这里，就走到了进入西域的最后一个边关重镇。
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是那黄沙淹没不住的敦煌石窟群，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群体的代表窟群，它凿建于今天敦煌市东南25的公里鸣沙山的断崖上。
自公元366年开始，在其后的一千年中，这里连续开窟造像，鳞次栉比的佛窟分布于高15至30多米的断崖上，形成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
早期的彩塑主体造像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但是只要当地的人动手去模仿、去制作，就必然会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参与进去。
到了隋代，彩塑已经完全离开了墙壁，充分发挥了彩塑的主体性、独立性的特长，隋代后期的大部分彩塑，已经接近标准的中国人的身体比例了。
唐代，敦煌彩塑的体积、规模和数量空前增多，体裁广度和艺术成就都超越前代，后世也无法超越，盛唐之风深深的体现在敦煌彩塑艺术中。
北大佛像是莫高窟最大的塑像，高34.5米，它的气定神娴，是唐朝鼎盛国力的体现。
隋、唐两代是敦煌飞天艺术的极盛时期，完成了中国化、女性化、世俗化、歌舞化历程。飞天的演变反映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在艺术手法上，中国的线条勾勒表现后，又用西方的“晕染法”填充颜色，所以人物表情才这样生动，这样富于质感。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精品，就是这个“反弹琵琶”的舞姿引发了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灵感，取得名扬海内外的巨大成功。
在壁画中，有音乐体裁的洞窟200多个，不同类型的乐队有500多组，各类乐器40多种，共4500多件。
“胡旋舞”以表演旋转为主，而且节奏很快。这种大型乐舞表演的场面，只有凭借敦煌壁画所记录的内容“一窥豹斑”。
1900年5月，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打进了中国的国都北京。就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二个月，道士王圆箓请一位姓杨的先生抄写莫高窟壁画上的题记，杨先生拿准备用来照明用的芨芨草捅开了藏经洞的秘密。
王圆箓将几卷经卷送到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汪宗翰又把经卷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金石学家叶昌炽，立刻建议把所有经卷送省城兰州保管。不料，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公元1904年3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
1906年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来到中国。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
斯坦因用七昼夜的时间，肆意挑选着文物，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
16个月后，这些珍宝到达伦敦大英博物馆，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法、日、俄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
法国人伯希和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俄国人勃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圆箓手中骗去一批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敦煌，剥去一批壁画，盗走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赶到敦煌，从王圆箓手里买到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
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文字方面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几乎涉猎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 字帖，地契，卖身契，林林总总，举不胜举。
唐代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绘画。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绘画最为精彩。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困难。
1909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在苏州胡同一家字画装裱店发现了伯希和送来的古代文书，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学一起要求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当众展示他手里的古董，伯希和说出这些古书来自风沙弥漫的敦煌莫高窟。这以后罗振玉等人每天都要到八宝胡同伯希和住所来观看、抄录伯希和手里的敦煌文献。中国的敦煌学就这样在匆忙中开始了。
罗振玉将敦煌劫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学部左丞乔书南，由他下令给陕甘总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且拨款库银6000两，让敦煌县令收集失散的文物。
王圆箓在押运车辆到来之前，悄悄地把许多珍贵写本藏在了两个大转经桶里，这些珍贵文献最终被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运到了国外。而运往北京的敦煌文献，沿途受到各地官吏燕过拔毛似的掠夺。
当时许多知名学者，投入到了这场文化抢救运动，语言文学家刘半农率先到达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自发地抄录了104件敦煌文书。
然而，学者们所关心的敦煌莫高窟正走向绝境。石窟因为严重的自然风化，而千疮百孔，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村民们仍然按照惯例到莫高窟前去养马、去生火、做饭。
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员把残破的莫高窟作为监狱，竟把他们全部关了进去，于是这里留下了斯拉夫语的下流话和他们部队的番号，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1年，艺术大师张大千来到敦煌。7个月后，他到了兰州，把他在敦煌临摹的部分作品托人带到成都，办了一个“西行记油画展”。第二年，他带着妻儿全部住进了莫高窟。张大千把五层洞窟全编上号码，临摹作品达276件，张大千三年画壁，感动了许多人，教育部西北考察团从兰州奔赴敦煌。
考察团到了敦煌榆林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来到了敦煌，张大千要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莫高窟进行保护。
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曾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青年常书鸿被提名主持这项工作。敦煌的生活艰苦而单调，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辞而别。然而，常书鸿不肯放弃责任，更不肯放弃理想。
紧随常书鸿的脚步，段文杰，樊锦诗等一批又一批学者，在敦煌研究院，坚持推进常书鸿开创的事业，敦煌艺术瑰宝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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