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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三：大足石刻
央视国际 2003年08月01日 13:25
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韦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会动乱之机，占据了大足。韦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担心自己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随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画师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韦君靖在大足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后来被不同信仰的人效仿，大足县境内的摩崖造像活动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在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据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
孔子创始的中国儒家学说，至今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道家学说由老子所创，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三教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东晋大臣瘐冰上书皇帝，对僧徒见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从那时开始，儒家思想就逐渐渗入佛教教义。
公元3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编印了《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佛教在反击道教同时也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典，捣毁寺院。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唐高祖李渊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并让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
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因此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佛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为了给父亲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病逝后，释迦牟尼又强忍悲痛，亲自抬棺送葬。事实上，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经典中从没有“孝道”两个字。所以这幅石刻集中地诠释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而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则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为了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独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赵智凤的僧人，作为密宗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他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刻到宝顶山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在宝顶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组表现修行主题的石刻：牧牛图。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调服心意的修行过程。在牧牛图后，又雕刻了以“问法”为主题的圆觉洞。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个洞窟。洞窟中，12尊菩萨，分列两侧，个个衣着华丽，神态安详，整个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个天窗，光线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问法的弟子，使之成为洞窟的视觉中心。山上渗出的水，通过暗道，从石窟里的龙嘴流下，而后滴落在老僧高举的钵中。水入钵中，发出轻响，更显得这座佛教殿堂的寂静和圣洁。
华严三圣像中的文殊菩萨，手中所托的七重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古代工匠们将建筑力学运用到创作当中，他们利用菩萨下垂的衣袖，使宝塔的重量经袈裟传至脚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萨能将手中的石塔稳稳地托了一千多年。
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毕，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极至。在这里养鸡、牧牛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向人们传达了佛经的教义。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性的典范。而大足石刻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这就使它在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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