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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可西里体验藏羚羊保护现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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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者中，我显得有点“土”，大家都是肩背一人高的登山包，什么防寒服、睡袋一应俱全，而我则是丁零当啷、大小五个箱包，却没有一样野外生存装备。但我有一样东西征服了所有人，让人感觉我并不“土”，而是很职业———我带了一身警服。5月1日，到保护站的第二天一早，我和两位来自福建的4月份志愿者交接了工作，在这里志愿者还自觉地形成了每月交接时的升旗仪式。我也平生第一次作了一个升旗手，没有音乐，没有观众，我们唱起国歌，在稀薄但却纯净的高原空气中，男声合唱的国歌质朴、庄严而嘹亮。望着鲜艳的国旗在自己手中冉冉升起，百感交集，泪水几欲夺眶。在这里，我听到了志愿者的口号：“为了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
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1997年动工，目前已成为青藏线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里有用我国南极长城站建筑材料建成的营房、展厅、厨房、厕所，利用风能、光能的小电站，一个28米高的望塔；同时还有一辆带斗的北京吉普车、两台电脑、海事卫星电话和电视。人员除了每月的两名志愿者，还有两个20岁出头的常驻人员，扎多———曾经是野牦牛队员的藏族小伙，高兴———“绿色江河”办公人员。在去年野牦牛队撤销之前，这里曾是野牦牛队反盗猎时调养和中转的地方。
初到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休息中我看到扎多在为索南达杰纪念碑拭碑，便想冲过去拍照。这一跑，我才发觉脚下发飘，有点像踩了个又厚又软的胶垫。高原反应！我赶紧刹住了脚，但人已开始“呼哧呼哧”喘气了。在保护站的头两天，我是头疼难忍，起初以为是没休息好就没吱声，后来忍不住才说出来，才知道这也是高原反应，是缺氧所致。我就赶紧大剂量吃高原特有的“红锦天”中成药，这才慢慢见好。
可这时我却出现了感冒症状，咽喉肿痛，脑门热身上冷。5月的可可西里夜里都在零下五到十摄氏度左右。这里有柴油锅炉，每天晚上8点烧，晚上12点关，这样屋里温度能热到25摄氏度，保证人能钻进被窝，而且必须在屋子降温前进入梦乡。最初的日子我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熬到天亮。感冒是在5月5日到50公里外的五道梁去作环保宣传时打了一针才好转，当时进诊所时我以为走错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小卖部，里面昏昏暗暗，在方便面、矿泉水橱柜的一侧我发现了一些药品。售货员显然也就是医生了，这个中年男子一听我的口音就问：“你是哪里的呀？”我为了确保安全的“含金量”就说：“公安部的！”从表情上看不出这男子的惊奇，但问话却很好笑：“哪个公安部？是中央的吗？”还补充一句：“这里最近挺好的吧？”虽然我放心地注意到他拿出的是一次性注射器，但还是关心地叮嘱一句：“你不要把针打错了噢！”———在保护站，扎多和高兴常常会把每期志愿者的种种表现夸张地表达出来，我真不知他们会怎样“树立”我的形象。
小河里的水也就是能洗脸刷牙，湖面结着冰，在阳光甚好的早晨你还能听到冰面消融时的“噌噌”声，多么的诗情画意。但在这里美容的确太“冻”人，我是在第三天实在不好意思再借湿纸巾才来到了河边，河水刺骨，刷牙还能忍受，洗脸就只能把毛巾打湿了擦擦就行。我一般只在水里揉两遍毛巾，第一遍打湿擦脸，第二遍拧净，就这样手已冻得通红，所以我一天也就洗这一次手。
但我还是要说，我们这里的条件是青藏线上最好的了。也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生活的艰苦，所以人们对来自祖国各地的志愿者都充满了钦佩之情，这也大大增强了环保宣传的亲和力。志愿者不仅在保护站向过往游客介绍可可西里及动物保护知识，而且平均一周一次前往定居点、兵站、学校、道班、铁路工地进行宣传，志愿者的足迹已经踏遍可可西里东缘300公里沿线。出于对公安记者的信任，我这次在省里还见到了“沙图什”披肩，就是西方贵族追求这个披肩才产生了藏羚羊绒贸易的需求，最终导致大量藏羚羊被贪财的人们猎杀。在我们部室的策划下，报社同意为这次志愿者之行开设“来自可可西里的报道”栏目。出发前，我采访了国家森林公安局负责人。在紧张的行程中，我先后到青海省野生动植物管理局、青海省森林公安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及公安分局、格尔木市公安局林业派出所等进行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较为全面的材料，为充实报道内容打下了基础。（《人民公安报》记者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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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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