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底层有个老北京一条街，为恢复老北京的景观，在街的入口处树立了两个清朝官员的塑像，这些长袍、顶戴、朝珠、马蹄袖的穿着打扮对中国人又陌生又熟悉。说是陌生，因为那是一个世纪之前的官服，对当今人已间隔五代人之遥；说是熟悉，因为连篇累牍的电视剧，林则徐、纪晓岚、和李莲英等等早已脍炙人口，连同他们的服饰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殊不知就是这样一身打扮，在20世纪初，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百年前还在民主革命酝酿之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以剪辫易服为契机，发表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
封建王朝的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布称为补子，绣上不同的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利用官服的不同花样，反其义而给予辛辣的讽刺。有的说清王朝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侮，只善于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朝家制度所致。谓予不信，可观各人所着之补服：文官一品是仙鹤补服，二品锦鸡补服，三品孔雀补服，四品云雁补服，五品白鹇补服，六品鹭鸶，七品鸡敕，八品鹌鹑，九品是未入流之黄雀黄鹂。接着大笔一挥，说此等鸟类，或示以幽逸，或文采斐然，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如老人白发，或枕石清流，或供市儿之玩弄。其用意作为画家之材料是可以的。而用之作官阶，则明明是许其偷闲溺职，以各种花样愚弄人民而已。武官一品补服为麒麟，麟者仁兽，然未见也。至于二品官服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七品为彪，率皆面目狰恶之，百兽遇之，都为所食。统兵之官，职在除暴安良，今以自残同类之兽为大小将弁之标志，遇强敌而避之，遇民众则大肆焚杀。清朝官制，无内无外无大无小，遇岁时典礼，例当衣蟒袍，而蟒为王蛇，人有遇之者，其性命即无辜。今设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有的还以《胡服出售广告》的谐文，声称“本公司开办二百余年，货真价实，远近驰名。现到大批胡服及各种用品，因积压太多，特降价出售。”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实胜虎狼十倍也。
朝珠又名奴隶圈，若此珠悬于顶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以免半途而废之虞。
补掩此物专为蔽心之用，若于前后心之方位各置一幅，则其人之一切良知良能尽为所掩，其用心狠毒愈甚。
蟒袍又名蛇仔袍，上绣一种非龙非麟非蛇非蟒之怪物。穿此衣者，皆欲自表其怪状，以使人见之生畏。
马蹄袖凡用此物于手上者，即能力效犬马之劳，以求主人之爱怜。
乌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即使终日跪拜奔走，亦不致足上受伤。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清王朝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更易为大众传播，这无疑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朝服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成为流行歌谣。广东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有报道说：“近日剪辫之风盛行，而以良都恒美乡人为最多。剪辫会未发起以前，该乡计剪去辫发者二百余人，月来自由剪去者又有百余人，现乡间剪发者触目皆是。”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在台湾风闻辛亥革命成功，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剪掉辫子，使窃踞在那里的日本人大吃一惊。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1912年《申报》的“自由谈”，记录了这一景象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穿着打扮焕然一新，这官服早已被民众淘汰，送进了博物馆。
清代官服若有知，再也想不到如今在繁华的闹市竟然成为一具模特，招摇顾客，是悲是欢都成俱往，时代已赋予它新的含义。（来源:《满族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