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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之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08.23 09:36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名信片):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鼎:
   

    湖北随州市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编钟:
   
   

    开篇的话
   
    自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渔樵耕织,创造出有着“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留下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
   
    然而,岁月的烟尘湮没了众多遗迹,历史的风雨冲刷掉许多记忆,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不少待解之谜。中国考古工作者担负起重责大任,发微探幽,找寻实证,于默默无言的文物古迹中追寻沧桑,考证出古代文明的信息,填补历史的空白,弥补年代的环缺,唤醒忘却的记忆。审视文物,了解历史,鉴古知今,考古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我国考古事业发轫于“五·四”运动前后,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发展。经过一代代考古学者筚路蓝缕、刻苦求索,解开了众多历史之谜,极大地丰富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近十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和审美情趣的提高,考古事业更是蓬勃兴旺,各地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充实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刷新了人们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认识,展示了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也为研究人类历史进步历程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实物证据。
   
    为帮助海内外朋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人民网推出《中国考古》专栏,自本期起发表连载文章,敬请留意,并予赐教。
   
    之一: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到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新中国考古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近二年来,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锋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和陕西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如何以勤劳和智慧开启人类文明;循着青铜文明、甲骨文字、四大发明,人们可以看见中华文明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无论秦俑汉陵、塞上长城、长安古都,还是金印玉玺、简册帛书、宝寺佛屠、秘瓷金樽,无不记载着文明古国的繁华和荣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代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同时也主动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发掘。仅去年,全国就有4000多个考古工地同时作业,发掘出大量文化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陶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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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玥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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