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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的初建
08.23 17:01


    宫门今始为民开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
    
    当日下午二时,故宫博物院在皇宫乾清门内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董事会董事庄蕴宽主持典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报告筹备故宫博物院的经过。李先生说:“自溥仪出宫后,本会即从事将故宫物品点查,并编有报告,逐期刊布,现点查将次告竣,履行本会条例,并遵照摄政内阁命令,组织故宫博物院,内分古物、图书两馆……”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成为当时国内最轰动的大事,各大报刊纷纷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这一轰动事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各国媒体作了重点报道。
    
    这一天,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庆景象:万人空巷,身穿节日盛装的市民不约而同地涌向市中心所在地的皇宫,带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无尽的好奇来看看这个当年难以问津的禁地。宫里宫外,人山人海,一片拥挤。
    
    当时的情形是,故宫五条路线,全面开放,包括:中路、内东路古物馆陈列室——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织绣、漆器、文具等;西路帝后生活原状陈列;外西路原状陈列和图书馆图书部陈列室;外东路图书馆文献部陈列室——档案、服饰、南巡图、大婚图等。
    
    从这以后,故宫博物院每周六天对外开放,供观众游览:中路(中路、内东路)两天,西路(西路、部分外西路)两天,东路(外东路)两天。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院,也是世界上在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中建立的最大规模、皇宫遗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学者马衡先生说过:“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
    
    宫廷珍宝库:古物馆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华北,接管北京。次年二月,国民政府任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从社会各界聘请古器物、历史、文献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专门委员,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鉴别宫廷书画和铜器、瓷器、竹器、木器、牙雕等古物,并准备发行专刊和定期刊物以介绍这些宫中珍品。
    
    古物馆成立之初,选定隆宗门内南屋三间办公,一切因陋就简。后来,随着工作的展开,这三间小房不敷应用,便选定慈宁宫后附属的一处院落为馆址。后又创设照相室,在这最东的一处院落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1929年春,因日光照相不适宜于古器物馆,又在西区馆长室西厢架电线、通电流,辟电光照相室。
    
    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负责集中、审查、保管、收藏宫廷内一应古物珍玩。馆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将古物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1929年以前,由古物馆会同院中保管股同人和驻院警察一起提取古物,当天登记入账。192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特制物品提取三联单:第一联为提单,第二联为收据,第三联为存根。存根一联,加注经收日期,存馆备查。
    
    古物馆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传拓历代古器物。在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古代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规则,将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进行严格的规定,以免除各种弊端。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1929年至1932年,传拓就达上百种,其中名品包括散氏盘、嘉量、大鼎、颂鼎、龙母尊等。
    
    散氏盘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合称西周三大青铜器,是价值连城的中华古物之宝。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两江总督阿毓宝从盐商手中购得此盘,作为皇帝五十大寿的寿礼进献皇宫,移入内府,长年藏于深宫。世人一直在猜测此盘的下落,稍知内情者多认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直到1924年3月才真相大白:逊清内务府奉命清查养心殿陈设品,无意间发现了此盘,先以为是赝品,后以旧拓本对照、考证,确知系真品无疑。逊帝溥仪十分高兴,立即命近侍拓印50份,分赠大臣。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由古物馆点收此盘,并拓印发售,每份拓片定价50元,相当于一个工友五个月的薪水,相当昂贵,但却一直销路看好,销售量十分可观。
    
    宫廷图籍库:图书馆
    
    故宫三大馆之一的图书馆实际上是宫廷图籍宝库,保存的是中国历代宫廷书籍。
    
    易培基院长聘请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两馆长就职后,积极集中宫廷善本,整理藏书。1930年3月,由江瀚任馆长。
    
    馆址在寿安宫,它在明代称为咸安宫。明穆宗时,皇后陈氏失宠,忧愤成疾,于隆庆三年被从坤宁宫迁居咸安宫。她在这皇宫西部的偏僻荒凉的宫院中生活了三年。幼年的太子朱翊钧(后来的万历皇帝)给了她安慰,使她从绝望中一次次回到人间。明熹宗时,皇帝的乳母客氏强行占据了咸安宫,其待遇如同太后。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为恭祝其母亲六十大寿,特地修缮咸安宫,改称寿安宫,供太后居住。太后七十大寿时,这里又大规模地修缮了一次,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寿安宫系自成体系的一处院落,分成外院、正殿、东院、西院四个部分。外院东西各有房五间。图书馆成立后,东为善本书库,西为阅览室。外院栽有枣树、杏树、桃树和柏树,后来栽种有海棠和丁香。每年四五月间,海棠和丁香盛开,满院子香气袭人。正殿又称内院,南殿春禧殿,北殿寿安宫,左右为二层延楼,回抱相属。图书馆建馆后,将内院左右延楼进行改造,装上玻璃,辟为书库:东楼上下排列经部、史部和地方志;西楼上下排列子部、集部和丛书;北殿辟为殿本书库和特藏库,南殿西屋为满文书库,东屋专藏杨氏观海堂藏书;北殿北部还有一个后院,东西有福宜斋、萱寿堂,辟为经书库和复本库。寿安宫北部紧邻的宫院是英华殿,也划归图书馆,辟为善本库和佛经陈列室。
    
    馆中所藏系历代皇宫藏书,包括皇帝写经、明经厂本、清殿本、内府本、宋至清刻本、抄本、地方志、戏本、图样等等。这些藏书提自宫中各主要宫殿。仅1929年至1934年,从各宫殿提取善本集中于寿安宫就达9369种,265330册。提取善本的主要宫殿都是皇帝、后妃日常生活和政务办公的所在宫室,包括昭仁殿、景阳宫、位育斋、毓庆宫、懋勤殿、上书房、斋宫、宁寿宫、南书房、景福宫、弘德殿、钦安殿、藻堂、乾清宫、养心殿等。
    
    文献馆与“八千麻袋事件”
    
    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图书馆下设图书部、文献部。文献部分管宫廷文献类的档案和物品。1927年6月,文献部改称掌故部。1928年10月,故宫调整机构,设秘书、总务等处和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掌故部于是从图书馆中分立出来,单独建馆。
    
    文献馆负责明清时期宫廷档案和历史物品的保管、整理、编辑、出版等事务。内设馆长、副馆长,负责馆务;下设二科——第一科设保管、陈列、事务三股;第二科设整理、编印、阅览三股。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按档案分类分组管理,包括五组:内阁大库档案组、军机处档案组、内务府档案组、宗人府档案组、宫中档案组。
    
    文献馆所管档案在一千万件以上。其中,明朝档案极少,仅三千余件,以明末天启、崇祯时期兵部档案为主;清宫档案占绝对多数,包括清初天命时期(1616年)至清逊帝时期三百余年间的全部档案。
    
    文献馆所藏虽直接取自所有明清宫廷文献,但这些文献也不是很全的,有许多文献在历史岁月中被销毁。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就销毁了大批内阁题本。民国初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八千麻袋事件”,也导致大批清宫文献流失——
    
    事情起因于宣统元年(1909年),为修缮年久失修的内阁大库,当时曾将库藏实录、圣训移至大库南的银库暂存,其余一部分留在大库内,一部分存放在文华殿两庑。内阁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立学部图书馆,其余系“无用旧档”,请求焚毁。张之洞是大学问家,他的奏议当即允行。次年六月,内阁大库修缮完毕,实录、圣训仍送回大库;档案、书籍则照张之洞所请,没有送回大库。学部参事罗振玉派赴内阁接收这批书籍,看到大库内堆积如山的档案,随意翻检,觉得均是近世最可宝贵的史料。于是,罗振玉上奏张之洞大学士,请求留下档案,不要焚毁。这批重要文献于是幸免于难:全部交归学部,一部分送至国子监南学,一部分送学部大堂后楼。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接管了这里的档案。1916年,历史博物馆迁至午门,档案也随之迁至午门整理——整理工作近乎粗野,部曹数十人,将档案放在地上,每人拿一根棍,拨拉稍整齐的档案收存,其余则装入麻袋。1921年,历史博物馆经费日绌,将棍杖下淘汰的档案装入约八千麻袋,重约十五万斤,仅以4000元的“破烂”价卖给纸店——这真是学人的耻辱!这便是“八千麻袋事件”。
    
    幸得古物学家罗振玉抢救,才留下了大部分文献。正当纸店将这批“破烂”运往外地准备销毁造纸,罗振玉得讯于1922年2月以1.2万元买下了这批档案。罗振玉从中翻检了一些,刊印在《史料丛刊初编》上,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24年,善于“赢利”的学者罗振玉留下了小部分文献,其余以1.6万元卖给李盛铎。1928年12月,李盛铎以1.8万元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档案饱经磨难,劫后余生,至此,十五万斤已只剩下约十二万斤了。
    
    1929年8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这批档案集中于午门整理,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文献于1933年随大批文物南迁,不久又运回,存放于北海蚕坛,先后刊行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集等,1936年运至南京100箱,随后运往台湾;其余没有南迁的档案,一直存放于午门、端门,1952年由文献馆改称的档案馆接收。罗振玉留存的档案,不久运至旅顺,于1934年成立大库旧档整理处进行整理,1936年移送奉天图书馆。罗振玉用这些档案先后编印的书籍有:《大库史料目录》六编,《史料丛编》二集,《明季史料拾零》六种,《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种,《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1922年,北京大学得知历史博物馆留存的档案,请求政府拨给北大整理。当年七月陆续运往北大,共62箱,1502麻袋。这部分已于1952年移交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当时留下了一部分,现在仍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宫廷中的文献,糟毁的有多少?实在难以统计。这正如鲁迅先生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摘自《斜阳下的宫殿》向斯、寒布著(石明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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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玥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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