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在可可西里看到了藏羚羊。远远的蓝天下，它们在悠闲地吃草。我们的目光越过青藏铁路路基，在天边细数，一共17只！不用望远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们特有的醒目的白肚皮。我们对望了好一会儿。
可可西里保护区的人说，今年他们曾见到一大群藏羚羊，估计有上万只。那个夜晚，巡山夜宿的他们听到帐篷四周有流水一样的声音在蔓延。他们借着车灯看到了满世界藏羚羊的眼睛。他们马上关了灯，让这一万多只藏羚羊放心地走过去。
我们在可可西里的见闻，印证着这个国家级保护区情况好转的说法。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向专程前来的爱立信中国总裁张醒生一行汇报：“今年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
爱立信公司捐赠200万元给保护区改善装备，成立了“爱立信地球之友保护队”。捐赠只有一个条件：希望看到藏羚羊越来越多。才嘎说：“我们记住了自己当时的承诺。”
行进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线上，我问才嘎：“说藏羚羊越来越多了，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统计，到底有多少？”
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存数目一直没有确切报道。一份资料上写着“盗猎者为获得藏羚羊绒以每年数千只的速度进行猎杀，现存藏羚羊不足7.5万只。”
才嘎解释，他们也非常想弄清楚藏羚羊的数目。可是保护区还在艰难的起步阶段，保护藏羚羊免遭猎杀是当前的重点。科研工作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是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
此次同行的中国网通总裁田溯宁，是美国草原生态学博士。他认为，藏羚羊保护中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只了，不知道什么样的种群才能使它繁衍发展。需要利用遥感技术来解开这个种群之谜。
今年7月之行和去年3月比较，可可西里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感受。
曾是“无人区”的可可西里变得热闹了。青藏铁路全线动工，来来往往的施工车辆和铁路段到处耸立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标语牌，组成可可西里的新风景。保护区管理局的黄土大院里，一幢办公楼正拔地而起。海拔4590米的不冻泉“帐篷保护站”旁边，建起一排平房。新站尽管还是用煤油发电，但有了一个很现代的展览室，贴着保护区里受保护动物的照片。
没有变的是保护区的藏族队员们，脸色还是黑黑的。不善言语的他们还是喜欢用舞蹈和歌声来说话。我问他们，野牦牛队的队员怎么样了，他们答：“过去的恩怨都过去了。现在很多队员回来了，挺开心的。”
可可西里还多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不冻泉站，我见到了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贵州日报的孟航宇，重庆日报的余虎，江苏镇江的记者陈生良，还有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老师梁清华和清华大学学生陈龙。
才嘎说：“从这些高素质的志愿者身上，我们队员不仅仅学了电脑、外语，还有太多东西。”
一个志愿者小伙子，让同行的掌门网老总王维嘉差点流下眼泪。他说：“志愿者在欧美很多，在中国是很新的事情。让我最受感动的是索南达杰保护站那个研究生的一番话，那是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爱。”在美国工作过很久的王维嘉说，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有个区别，中国老百姓一般不太愿意折腾这种东西，总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去参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美国人就不这样想。然而他从这个志愿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在改变。他说：“一个国家要治理好，走上富强的道路，公民意识是最基本的因素。环境保护是可以启动这样的因素的事业。”
我对才嘎说：“大家感觉你变化很大，是不是管理理念有了什么变化？”才嘎说：“过去我也这么想，也想招志愿者，只是条件不行。”
爱立信提供捐助时，要求管理局的财务必须透明。管理局很配合，每年早早把财务报表送来，给爱立信公司的财务人员审核。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可可西里保护区开会摆桌子的样式，都是跟爱立信学的。
走出青藏线后，张醒生透露，去年爱立信开始捐助的时候，他一直琢磨，这个赞助活动到底对了还是错了？我们赞助过很多明星，也有一点市场效果。现在看到上万只藏羚羊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青藏高原，不再是图片上被血淋淋屠杀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做对了。”
田溯宁感慨道：“也许将来我们对曾做的很多事都忘掉了。但不会忘记我们共同把一个生命的种族资源保护住了。它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王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