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失败，就学会在期待的时候故意打个折扣。申奥的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决定只从电视上看看结果的。因为我正在训练自己减少睡觉的时间，以期有朝一日给那些佩服我只爱好睡觉的人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当然不可能在十点的时候睡着，快要到时间了，我只好决定，让思维开个小差吧。
突然间，外面爆发出一阵欢呼。有苍老的，有稚气的，但都发出同一个音节：噢--
接着听到了礼炮声。我想那一定是从不远处的世纪坛发出的，映亮了北京的夜空。
屋子里似乎太小了，听到外面人家喊得热闹，我更加好象找不到组织，于是，干脆出门走走。街上到处都是行人，全没有平日的寂寞。有的在匆匆地走，煞有介事象是要赶路，有的在街边驻足张望天空里缤纷的景观。大
家似乎得到了一个正大光明地理由，可以做出点什么疯狂的事情来。
我漫无目的地溜达，不时看到路上戒严的武警在疏导交通，居然喜洋洋的，我想世纪坛是去不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就这样走着，后来听到三环路上人声鼎沸，我就好奇地走上去。原来，这是一个自发聚众狂欢的地点。看来是群众的智慧，在这个不眠的夜晚，就近选择了这里作为情绪突破口。大家拖家带口，大声地笑、叫，嘴巴赶得上朱丽亚·罗伯茨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发现，高兴的表情也都是相似的，尤其是当大家高兴的理由居然是同一个，所以表达方式看起来非常雷同，奇妙的是，居然还能够互相加强。人们的眼神交换空前频繁，大家仿佛都找到了同道，并为身为大集体的一员而感到兴奋。这种集体的默契并不像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可怕，反而具有一种奇怪的美感，让人感到陌生人身上释放的宽容，善良，天真。但与西方的复活节狂欢不同，这里没有放纵，更多的是撒娇式的适度克制。
人们摩肩接踵，分别据守在三环的两边，遥相呼应，所做的事情也完全一样：同一辆辆过往的车辆"打招呼"。这个时候车子受欢迎的程度不是论车本身的档次，而是论车里人数的多寡，若过来一辆大客车或大公汽，将激发最热烈的欢呼。车里的人与街边的人往往同样兴奋，似乎在享受阅兵的快乐，他们向外招手，伸出手来和外边的人击掌，很多人把车顶打开，做着检阅的姿态。一些出租车不打表，免费载客。
偶尔有一些轰动的表现从杂乱的热闹里脱颖而出：一个妙龄女郎坐在车身的尾部上，向人群挥动双臂，飞吻泽及左右，而车子终于疾驰而去；一位先生赤膊上阵，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顶上抡着自己的衣服扭屁股，动作之惊险因来一片快乐的哇哇声，不料车速加快，这位英雄晃了几晃，终于很不甘心地趴下了，倒更像电影里的扒车。
后来，大家又发明了一种方法表达感情，那就是拦住一辆车，伸手在车身上使劲拍，发出擂鼓的声音，欣赏车内人无奈的笑容，--就是父母容忍小孩子捣乱的那种，闹了一会，再很绅士地放行，然后，下一辆。一位民工模样的赤膊男子拍得大汗淋漓，酣畅淋漓，但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发狠的表情，让我疑惑那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快乐是不是还有别的涵义。这种重复性的劳动总会引起重复性的欢呼。当我听到一阵巨大的喝彩声，赶去看时，基本上总是在上演这个节目，或者再加上一阵啤酒雨洒落在车身上。
电视台的记者也赶来了，摄像镜头的加入似乎纵容了人们的狂欢。大家很高兴在镜头前露一脸，不知什么时候联欢成了有组织的，一个乱发青年（一看就像探险家）使用扩音喇叭指挥大家拦截车辆，与车同庆。然后，他又想起一个文明的方法，就是领着大家唱歌，唱国歌，唱五星红旗，声浪一波盖一波，互相抵消。大家于是舍弃文明，重拾擂车的野蛮爱好。
我看得有些累了，却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爸爸打来的，他说他正从电视上找我，可是还没有找到，我安慰他，下次有镜头的时候通知他。一个是同学打来的，他们正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邀我同行。我当然拒绝了出席更盛大狂欢仪式的邀请，我已经感到十分满足，因为很久以来只有独乐的机会，欠缺众乐的机会，经历今天的这个场面，让我感到自己的个人主义服了一剂猛药，脑子里的CPU有点不堪重负了。我甚至有时候只是傻笑，却忘了为什么而笑。
站在三环路的栏杆旁，看到从世纪坛射向天空的彩色光柱，我想起那里几天前就开始布灯了，理当十分辉煌，而各地的联欢也一样经久不息，同这里自由杂乱的"Roadshow"大异其趣，但是，我知道，这里纯粹民间的行为仿佛瓦楞间的一枝狗尾巴草，在被光柱照耀的夜空下也摇摇摆摆地展示了自己感恩的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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