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尾随波逐流的鱼卷入了漩涡，我遇到了纪录片的诱惑。
两年以前，我还在学校里，有一次听了一场报告，是一位纪录片人主讲的，他讲了一位摄影师在航拍不慎坠地时还忠实地用摄像机记录下坠落的过程，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对这份如此迷人的职业心生向往。
不料那时种下的种子真的得到了发芽的一天。现在，我真走进了纪录片部，好似误入藕花深处。这里如同一条夏天的乡间小路，绿草丛生，风景悠长。
我最先见到的是穿着一件亮蓝与亮黄颜色相间的外衣的陈晓卿（纪录片栏目制片人），他的发型酷似潘长江，头发短短的，额前部分尖尖的。起初我误以为他是个小青年，后来才知道他比那位看来相当成熟的肖同庆（栏目主编）还大一岁呢。因此，看到高峰（CCTV社教中心主任）的书说，你看着最不像导演的那个人，就是纪录片的导演，我立即心领神会。陈先生说话有时候并不流畅，可是年轻的时候还为自己的片子配过音；他的锋芒在于，博闻强记，脑子好极了。
肖先生严肃的时候很儒雅，笑起来却很顽皮，他是研究鲁迅的博士，笔锋也有点鲁迅的味道，平时总能够用惊人的语句表达幽默。但是笔调一冷，面相似乎难免会相对"成熟"一点。他最敏感的话题是他的身材，说，见到女人不要问年龄，见到我，不要问体重，也不要说增肥的方子。
接着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留着不太气势的络腮胡子的人，头发浓密，看起来有点像蒙古族人（后来我知道，他虽长在内蒙，可却是汉族人），他的眼神有着十分柔和的仁慈， 让人产生悲天悯人的联想；语调温和，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的派头。当我看了《最后的山神》时，对于那个令人尊敬导演曾发生很多想象，所以，当我得知这个温和的称我为"丫头"的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导演孙增田，激动得赶紧上前去套瓷：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做的片子。他微微地看着我，连一星点笑意都被真诚的眼神给盖住了，然后，满足了我想看看他其他的片子的请求。
孙先生不抽烟，他的办公室也相当于无烟室，当我在烟雾缭绕的957室感到呼吸困难，就跑到他的办公室953去溜达。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江湖飘》，图文并茂，描写行为艺术，作者是温普林，人家介绍说，他也是这里的编导。我记起来，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曾经采访过这个人。普林、普庆是两兄弟，住在北京城正北方的一个院落里，开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养了很大的一匹狗，那狗的凶猛当时让我很害怕。他们对于西藏颇有感情，因为正值青春年华时曾在那里游历过，还带着一杆枪，过着听起来像是消逝已久的土匪的生活。当时我最能记住的是，普林说曾经不想让自己的小孩上学，想让他自由成长。我想，要是我的爸妈有这个观点，我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些人各各个性斐然，我由衷地想，多像做纪录片的啊。
后来又接触到一位编导，华越。他用一种极其突然的方式让我意识到自己头脑简单。当时我因事要找他，但还不认识他，所以进了他的办公室后，看见一男两女，拿不准是谁，就问：哪位是华越老师？只听那位男士说，你找华越啊，他被抓走了啊，你不知道吗？我很疑惑，两个女孩子也十分欢喜地说：是真的，好久了，被劳教了。我再问：真的啊？三人都答：骗你做什么！我半信半疑地回去报告了，边走边想，就像天才多怪癖一样，这里面恐怕怪人的比率也高一些。刚等我报告出这条"新闻"，众人便哄堂大笑。我义愤填膺地折回去，这回醒悟过来，那个躺在沙发上的颓废分子肯定是华越无疑了。他们一看见我，乐得打滚。我脸红脖子粗地想，怎么要捉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难道看出我的判断力里有点小Bug？后来我想，他大概根本就没有想到能够得逞，想不到我居然就范了。当时他正在为一部关于"三个代表"的片子日夜兼程，这个闹剧无疑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好机会嘛。
栏目的另一位制片人陈建军在做一部旷日持久的片子《中华文明》，平时在梅地亚难得露面。剧组在北京的办公地点是一个大仓库，堆着许多远古人物模型、陶瓷器具和胶片，像个神秘的工地。在那个"作坊"里，陈建军的办公室颇为幽深，屋里码放着无数考古、地方志、历史书籍。他是周易学会的成员。
一部片子就是一个项目，人员的组合，散伙全依项目的需要而定，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做片子的时候这里可以热闹非凡，过了，也就恢复了平静。而这平静，又酝酿着不耐烦的闲散。这倒是很符合网络时代的游戏规则。
目前唯一固定的，是一项娱乐节目。陈晓卿有一个小孩子名唤乐乐，牙牙学语的年纪，看见"大"字就喊"大众"，看见"M"就喊"麦（当劳）"，高兴起来就像个小动物一样叫唤，声音嘹亮。除了这些表演，他的拿手项目还有，一听到"跳舞"的指令，就咧着嘴左右磨牙；一听到"放电"的指令，就低下头，使劲翻眼睛。他总能够给办公室带来吵吵嚷嚷的欢乐，让人感到，思想与生活必定有某个可以贯通的渠道。
在这个时候，做纪录片的散兵游勇们暂时规避理想色彩，享受着普普通通的乐趣，纪录人与生活也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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