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邵燕祥的一篇文章说，“我相信，性格即命运，也相信，政治即命运，更相信，性格如果碰上政治，那就是宿命了。”这样表达过去的年代，有种隐隐约约的沉痛。但是文字克制的好处在于，它给人留下很多出口，去联接各种相干或不相干的东西。尽可以把那些未知的沟壑，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或事以想象来舒展。历史课本的面目之所以让人不感兴趣，因为它的判断太多了，为人所用得太明显，已经有结论的东西总让我感觉到很不自由，比那些令人生厌的历史演义更令人生疑。
历史似乎总是和宿命联系在一起。我不愿意认为它是先知先觉者们所说的规律，只能说它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东西。我想，也许有人尝试过将历史做成个人命运的汇聚（记得有位外国的文学史家就以作家个人来做文学史的），去摆脱那些理论的空洞框架，让历史变得丰满起来。从古到今，从生到死，人不是总在永恒的悲欢离合中品尝命运的滋味么，也许有些人似乎是自生自灭的，有些人却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有人生而为花，有人生而为叶，但这只不过是命运的形状不同而已。但是不同时空里，每个人的性格和选择却是活生生的，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因为这里充满了今人和故人的交流。
肖博士在做一部关于延安的片子，我跟着跑腿，也因此看了艾青等一些作家的传记，更相信邵先生所言的准确。艾青选择延安的时候似乎是犹疑不定的，尽管那是个叛逆成风的年代，他却并不是富于革命激情的人，早先，他常常沉醉于乡村的美景，后来又去巴黎寻求艺术的理想。同今天一样，他似乎是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可是后来的故事超出了艾青的想象，他莫名其妙地坐了三年牢，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开始写诗，竟然因此而成名了。此后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杆自由的笔。但是战争来了。必须要选择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又遇上了政治，他当时的妻子已经先他而作出了抉择：到延安去。不久，他也这样选择了。这是他后半生的开始。
萧军是个暴烈率直的人，拄着拐杖，奇装异服地走在统一的制服群里，但是最终，这个有点游侠气味的人也落到了这片黄土地上。
而对于陈学昭来说，她作为最早的五四女作家和当时稀有的女博士，是颇有自由先锋色彩的，她身上的那份理想主义在延安所经历的沥炼，并不止于以弹钢琴的双手来纺纱，以灰布制服和脸上健康的红润取代洋装和美丽的伤感，更重要的是学会对于不熟悉生活的不曾有过的虔诚姿态。
丁玲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掀开她当时对于革命的热烈，从她的言辞里，仍能看到她对于女人命运的无奈，负载了许多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现在不能够有这样那样的设想，去揣测当时的情形。他们都是一些敏感的人，嗜好自由的生活，但可惜也是软弱的人，加上当时的情形似乎也缺乏更多的空间。命运中那么多偶然的因素，可是结局却何其相似，真如宿命一般。宿命就是说，你选择了一次，也就选择了很多次。我想，他们的选择是值得纪念的，也许有不同的历史形象，却都是内心有过挣扎，这是他们在个人阅读中的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