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太习惯忘却，实在是因为我们走过太多的坎坷，经历太多的苦难。如果说，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的关键词是"选择"，那么，我主张二十一世纪我们别忘了一个词："返身"。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走的太仓促，总是浮光掠影，那些沉甸甸的东西还来不及品味，就欣然前往了。于是走的总不踏实，磕磕绊绊，跌倒和爬起，如此反复。
"返身"回望，驻足静思对一个正在前行的民族该多重要！
打造两年的系列片《百年中国》是我们的一种努力，如今近400盘磁带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播出库，上了各地50多家电视台的播出线，我们欣喜地听到赵忠祥先生的解说一再响起，这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别忘了过去。
现在，又一部"返身"的节目即将播出了。我们给它取了一个饱含提醒的名字：《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最初的创作自信来自于李辉，这位被许多世纪老人称为"当代太史公"的作家的加盟。是本片奠就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作为文献纪录片有着太多的苦恼，对许多洋人来说，这种既无功又无利的拍摄，难以调动配合的积极性。更别说，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加速消失的人和历史了。东交民巷早已面目全非，我们希图登高拍摄全景的要求，也被一家酒店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是"我们要请示""我们要讨论"，还有一个隐隐约约，但顽强的提示："我们要收费"。没有一个人敢为自己负责的事务作主，很少有人愿意无偿为别人提供帮助，即使这是他分内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多余的牢骚而已。言归正传。关于外国记者，许多人耳熟能详，比如斯诺，比如斯特朗，曾经一度国内还有个"三S"研究会，可惜工作似乎并没有延续下来，许多珍贵的资料也散失了。
从外国记者眼里，看中国革命，我始终在强调另一种眼光。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中国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他们成为世界知名记者的摇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因报道八国联军名噪一时，斯诺因为西北探险采访红军，向世界首次公布了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怀，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影响了西方近一个世纪。他们在中国的岁月，艰难曲折，历尽万险，但几乎无一例外爱上了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当时尚处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敏锐地从这个新兴的政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最佳"选择"，从这些外国记者身上、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胜过许多繁琐求证和自言自语。
许多外国记者以新闻介入中国政治，最终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曾经做过袁世凯顾问的莫里森，曾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曾被当成政治牵线人的斯诺，还有后来定居中国的斯特朗和爱泼斯坦，他们的身份、地位注定让他们有效地进入中国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们是第三者，介于中国于西方之间，这第三种眼光最值得我们珍视。这种眼光为中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过去形像，中国历史的许多瞬间定格在他们的镜头里，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烈，到一二九运动的悲壮，从浴血奋战到民间万象，中国的历史在这些旁观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得到了延续。仅此，就该向他们致敬和鸣谢了。
关于"中国的话语"，关于"中国的形象"，一直是西方人的永久话题，从浪漫传奇到"妖魔化"，众声喧哗，世界太需要一种调整的目光。误解，从来就有，更别说文明之间的冲突了。
如果本片对历史现场的返回，能提供别一种历史眼光，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国从过去走到今天，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不亚于上个世纪前半叶，同样正在另一场革命的中更值得关注，只不过，对这一切，记者们随时可以架好设备--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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