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走进中国
一、1985年阳春三月，一架来自美国的客机在北京国际机场降落。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国际航班，可是，对于飞机上的这群美国人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同寻常。
二、他们应《中国日报》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邀请，参加此次名为"重返中国"的旅行。他们是二战期间来中国报道中国抗战的一批美国记者。从四十年代末离开之后，为重返中国，他们已经等了三十几年。汽车在北京城奔驰。他们激动地了望车窗外的一切。近半个世纪过后，中国的变化超出他们所有人的想像。
三、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他们。佩吉o德定和蒂尔曼o德定夫妇，《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佩珀o马丁，美联社的记者。
彼得o兰德是一个特殊的成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的研究员，代表已经去世的父亲前来。他的父亲克里斯托弗o兰德当年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华记者。七十年代偶然发现了父亲的遗物。对父亲的中国经历产生了强烈兴趣。
四、从一本本保存完好的采访本、手稿和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彼得感受到中国对父亲一生是如此的重要。他想知道，中国为何让一代代外国记者如此着迷，他们为何雄心勃勃地在这片土地上冒险。
五、会见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邓小平说，你们当年的报道是对中国革命的有力支持，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欢迎你们这些中国的老朋友回到中国。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去看看。中国的变化会让你们吃惊的。
六、旧地重游，一次特殊的漫游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开始。延安、西安、重庆、武汉、南京、上海……这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场面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一一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足迹，也是在寻找历史的踪影。
九、穿越历史的风尘，走进中国的路途曾经如此的遥远漫长。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位于世界东方的这块神奇的土地，曾经吸引了多少外国人。
十、似乎一切该从一个浪漫的意大利人说起。大约700年前，一位17岁的意大利少年，随父亲带着罗马教皇的信前往中国，他就是马克波罗。他们沿着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丝绸之路，这条公元前两世纪西汉时期贯通中、西亚和欧洲各地的交通大道。一千多年来，曾向西方输出了大量中国丝绸。广袤的沙漠和浪漫的驼队，传说着一个个东方文明的神秘故事。
十一、马克波罗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到达当时的元朝都城--上都。在中国，马克波罗一住就是17年，他学会了骑马射箭，并多次代表中国出访外国。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不能不对中国城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繁华叹为观止。回到故乡后，一本叫《寰宇记》的书悄悄风靡了欧洲。这就是《马可波罗游记》，70种译本很快传遍世界。在风靡一代又一代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临终前，马可波罗说：我告诉你们的还不到我看到的一半。
十二、在十六世纪之前，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神话阶段。1570年，欧洲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完整著作《大中华帝国志》，使得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人眼中成为一个富强的、完美的、优越的开明帝国。书中说：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天子统治着最广袤的国土与最众多的人口。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发现这种文明，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他是我们效仿的榜样。
十三、 如果中国发现西方
世界近500年的历史就可能重写
但事实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中国
十四、300年后，17世纪之交，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经过三年的时间，行程八万里走进中国，他叫利玛窦。1600年，利玛窦从江苏出发，乘马船，走运河，来到北京受到明朝皇帝的召见。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他穿中国衣服，行中国礼，说中国话，完全融入了中国生活。他的中国之行被西方称作基督教东征。
十五、北京古观象台，始建于15世纪的公元1442年，是明清两代重要的天象观测基地，也成为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修订历法，观测天象，制造天文仪器都与传教士密切相关。正是从这里，利玛窦找到了打开中国长期封闭大门的钥匙，这个具有敬天法祖古老传统的国度，对天象和历法如此重视。西方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和仪器，显然对中国充满吸引力。利玛窦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制造西方天方仪器的人。在这里，利玛窦精确地推算出17世纪头三年发生的日食，并为中国三次刻印了世界地图。
十六、利玛窦去世近1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此时，中国正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大震荡。为了赢得新当权的清朝政府的信任，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表奏，预测1644年9月1日，日月食将同时出现。中国的历法官员则预测是另一个时刻，双方各执一词，顺治帝当即决定现场验证，一场特殊的斗法在古天文台上演了。想像一下，那一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观象台上的夜晚从来没有如此漫长，时间在悄悄的流逝，人们静静地仰望夜空，等待那个神秘时刻的降临，汤若望预测的时辰来到了，黑应首先开始吞噬月亮，汤若望的预测结果成功了。西方的科技占了上峰，破天荒，一个外国传教士成为清朝的钦天监监正。
十七、17世纪中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机械的轰鸣声彻底动摇了手工业作坊，蒸汽机的发明宣告了一个崭新纪元的开始。西方历史大踏步迈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天朝帝国对世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却浑然不觉。
十八、500年来，西方传教士顽强地充当走进中国的先锋，当然代价也相当惨重。一位传教士这样感叹：我们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可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方式。
十九、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很快成长为西方第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潮越过大西洋开始波及到沉睡的东方帝国。
二十、最初的接触是礼貌友好而又小心翼翼的。1792年9月26日，5艘巨船载着一个庞大的使团，离开伦敦朴茨茅斯港向西航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接到了来自英方的一封信："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嘎尔尼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
二十一、马嘎尔尼随行的画匠记录下了他们在中国沿途的见闻，这种实录写真很像今天的图片报道。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一切显得如此新奇而又难以理解。用他们的话讲：这个古老帝国的文明，成熟完美但裹足不前。
二十二、经过10个月的航行，使团在承德见到了乾隆皇帝。这是一次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性的访问，一个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西方强国与东方第一大国相遇了。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以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节远渡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命运。
二十三、47年后，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战舰，4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在中国广州登陆。击败了清朝两万精兵。从此以后，短短半个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一次甲午战争，曾经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国，在列强的炮火中溃不成军。十九世纪，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一次急剧的感情突变发生了。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已从昔日的灿烂中堕落了。"
二十四、国门洞开，一个古老的、封闭的、自大的中国，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开始了艰难的历史行程。
二十五、当二十世纪的曙光降临的时候，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大批新发明令人眼花缭乱。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世界新闻革命达到高潮，并迅速向中国渗透。改变世界的新闻革命也必将改变中国。
1875年，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了电话，六年后，电话业务传入中国，首家经营者为伦敦东洋电话公司。1882年1月，全长1400公里的津沪电报线路架设竣工，开始为南北各报传递国内新闻电讯。
二十六、世纪之交的上海，开始成为西方在远东的新闻中心。1815年，伦敦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91年，《万国公报》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改革下，成为真正的新闻报纸。1861年，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刊，很快成为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1872年，《申报》发刊，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生涯。动荡不已的中国现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新闻媒介。
二十七、1850年，《北华捷报》在上海创刊。1864年改为日报的《字林西报》成为上海租界最有名的报纸。 从1815年到1894年的近80年间，上海共出版中文报刊32种，占去了海内外总量的半壁江山。
三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局势及其对本国在华利益的影响，世界著名媒体纷纷向北京、上海等地派出常驻记者或特约通讯员。1917年法新社派记者进驻上海，1921年俄塔斯社派出记者。1922年合众社进入中国，1926年美联社在中国建立分社。
三十一、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这些被派驻中国的记者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这些人多数以新闻介入中国政治，并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笔的份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的陈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的重要目击者。
三十二、今年八十五岁的爱泼斯坦，是外国在华记者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代表人物，从三十年代起代表合众社等各家媒体从事中国报道，完整目睹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风云变幻，50年代他重返中国定居，一生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
三十三、象爱泼斯坦一样，许多外国记者的中国生涯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可以说，中国是他们成长为名记者的摇篮。
三十四、莫里森 1894年来华，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当时被誉为是关于中国问题最有经验、最杰出的一位老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率先发出危机电讯，对英国出动远征军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国时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后人称他为"中国的莫里森"。
三十五、"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这是端纳1903年来华时的第一个感觉。在中国的岁月里，端纳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坛的多次重大事件，他起草《共和宣言》，公布"二十一条"密约，促成东北易帜，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西方人评论说，"没有人象他那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三十六、"我的结论是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这是埃德加·斯诺探索中国人民及其解放事业得出的感受。西北探险，寻访红军，斯诺写出了划时代的杰作《西行漫记》，被誉为"在那个时代里最出类拔萃的记者。"在陕北的日子成为他一生不朽业绩的起点。70年代，他被毛泽东特邀登上天安门检阅台，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向美国寻求友好接触的重要信号。临终前，这位著名记者深情遗言：我热爱中国。
三十七、" 中国艰巨的任务只有靠作出努力才能完成。"一生关注中国的海伦·斯诺在最危机的时刻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融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他们亲身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白色恐怖之下，坚定地与中国青年学生站在一起。海伦对张学良的独家采访曾轰动世界。经过对延安的采访，写出了著名访问录《续西行漫记》。
三十八、詹姆斯·贝特兰 1936年来华，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燕京大学期间成为斯诺夫妇的好友，西安事变期间，他连续采访44天，写出了《中国的危机》一书，被誉为"真正发现了现代中国的转折点"。回忆录《在中国的岁月》畅销欧美。
三十九、" 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才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这是史沫特莱总结一生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她用自己的笔真实正确地报道了中国的苦难和为争取新中国所进行的奋斗。她写的最多的是朱德，她一生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和辩护人。
四十、"幸运之神把我带到了中国。"这是白修德的肺腑之言。从1939年到1945年，白修德在中国度过了6年的时光。由于对中国的出色报道，他成为《时代》周刊驻远东的首席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年近花甲的白修德再次出现在记者队伍中，一生对中国情有独钟。
四十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 1925年起先后六次来华，其著作《千千万万中国人》首次将中国共产党人介绍到西方。40年代，全世界的人从她的报道中知道了毛泽东的名言"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1958年，67岁高龄的斯特朗定居中国，12年后在北京去世，长眠在她深爱的这块国土上。
四十二、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记者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战友爱泼斯坦如今已经85岁高龄了。他跨越了中国两个世纪。今天，一群爱泼斯坦当年的老朋友又相聚在了一起。
四十三、谈起当年的人与事，老人们依然激动不已，纷纷拿起笔用颤动的手为本片题写片名，笔墨之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动荡的历史现场。
第二集 祸起紫禁城
一、1894年，一位澳大利亚人身揣18英镑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三千里旅行，这一传奇的经历使他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他叫莫里森。
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在中国旅居二十多年，并且有一天当上了中国民国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作"中国的莫里森"。
二、字幕：传 1897年夏，北京至铁路工地，掘得一石碑，上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写的预言：最恨和约，误国秧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还有这样的句子：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消息不胫而走，迷信的义和团民众，被一种奉天行命的正义感点燃了。
三、基督教成为这场风暴的直接导火索。从利玛窦开始，基督教远征中国的理想一代代传递着。清代以来，从康熙到道光，五世禁教，到十九世纪中期，在船坚炮历的掩护下，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1844年道光皇帝被迫解除传教禁令。很快，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严重妨害了中国民间的利益，河北山东一带甚至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的景象。到十九世纪末，500多个布道站遍布中国各省乡村。最后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1900年夏季，北京的教堂也几乎被焚烧殆尽。
四、 在北京东城的西裱褙胡同，一座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的故居。当明朝面临北方强敌的入侵威胁时，于谦竭力反对南迁，在北京组织团练，率兵出战，保卫北京。
从明到清，朝代更迭，岁月流逝，这座院落目睹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换过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变化了的是人事历史。不变的是凝固的砖雕和石阶。
五、1900年，平静了许多年的这个院落，突然间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成了北京的一个焦点。这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的第一个坛口在此成立，团员达一百多人。从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不到一年，就迅速蔓延到河北、京津一代。
六、4月15日，100多名义和团在郊区的卢沟桥集会，散发了反对列强和反对外国教会的揭帖。
七、 中国世纪之交最为动荡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华帝国历史走向的时刻，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了。当西方在欢呼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寂静中爆发的力量将震撼整个世界。
八、东交民巷曾是北京的一条极其普通的街道，地处皇城附近，原名东江米巷，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巷内有南北向的胡同多条。鸦片战争战争后，这里开始出现常驻的外国使节，于是改为东交民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长驻京师，开始在这里建立使馆。
九、这年4月，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里的外国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9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十、4月29日，义和团的揭帖在北京城里出现了。"焚灭教堂，杀尽教民"，矛头直指在华的外国人。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铁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义和团的行动让在京外国人惊恐不已。
十一、5月19日，各国公使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向政府求援，派海军来北京。6月4日，各国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请求派军队入京。
十二、东交民巷的法国邮政局是当年使馆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从这里不断发出的求救电报使欧美各国惊慌不已。6月初，《泰晤士报》发表来自北京记者的"紧急呼唤"，作者正是特派记者莫里森。莫里森寥寥数字的求援电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其作用超过了"任何一个由外国使团冥思苦想出来的政治措施"，成为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的重要因素。
为了恢复和加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武装干涉很快成为欧美各国的共同选择。英国从香港印度，日本从广岛紧急调兵，法国从越南、地中海，美国从马尼拉派出军舰。沙俄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德国则任命瓦德西为联军统帅，率军向中国进发。
八国联军在德国人瓦德西的率领下，从欧洲威尔海姆沙菲港出发，向中国进发。
十三、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我们查阅了1900年4月――6月的英国报纸，关于北京的局势和英国在华使馆的消息，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几乎举国关注。
在一份档案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英国军官这年6月的日记，这位叫盖斯莱克的军官在日记里记载了此次远征中国的经历，他说来自中国的糟糕消息，使他不得不奉命出征，日记中说，他的生命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四、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援兵的到来，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地图边，计算着军队的行程。
十五、莫里森并不知道，此时，大约22艘列强战舰和巡洋舰已经云集天津大沽口。17日，联军向大沽口发起猛烈攻击，清军奋力还击。几个小时后，大沽口沦陷。6月20日，联军15000人开始向天津进发。遭到埋伏在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和清军的猛烈袭击，行动缓慢。7月13日，联军分两路进攻天津城。清军和义和团击毙联军800多人。14日，天津陷落。
在天津，随本国舰队跨海而来的各国记者已云集在这里，由于联军被义和团阻止在塘沽一线，他们只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事消息，而对北京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
十六、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莫里森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
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为雇人送这条电讯，莫里森花了20两银子。
十七、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前往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也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之间的最后一条联系线路。
通往天津的线路，是在三天前被切断的。使馆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十八、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他在一张很薄的纸片上写了一篇电讯稿，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但他最终未能成功。
十九、北京的记者没有了消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在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电讯中写道："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
这个显然是凭借想像和虚构发出的消息顿时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报道。
二十、这个时候，盖斯莱克和他的军队已经来到了北京城下，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随军记者为他们留下了这张照片。
二十一、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发动了总攻。为了抢功，俄国军队并没有按计划攻打东直门，而是越过联军的前沿阵地，直接进攻离使馆较近的东便门。遭到守城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
二十二、隆隆的炮声使紫禁城里一片恐慌。8月14日夜，八国联军最后一支队伍进入北京城。15日凌晨慈禧太后化妆成平民，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出逃。行前，光绪和珍妃一起前来拜见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珍妃请求把光绪留下与八国联军谈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监把珍妃扔进了这座枯井仓皇离去。先是出德胜门，经健德门到达颐和园，后过居庸关、八达岭到延庆，直奔西安而去。
二十三、下午5点左右，英美军队攻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 40年前，英法联军从天津进入北京，耗费了40天的时间，40年后，同样的路线，八国联军只用了10天。对于千年古国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中华帝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
二十四、大屠杀开始了，瓦德西公开号令官兵要严厉制裁中国。城内顿时哀号震天，死尸遍地。后来有人回忆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数。
二十五、曾经发出紧急呼吁的莫里森，如今也被联军们肆无忌惮的野蛮抢掠而震惊。几乎就在被围困的人们欢呼援兵到来的同时，这位澳大利亚人，就把重点放在了报道联军们的抢掠行为上。
8月17日他致电《泰晤士报》：
"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此地已无政府。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山西的太原府，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是西安府。《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
二十六、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注了十二个小时。无云的天空，在致命的轰鸣声中震撼和搅动，变得暗淡无光。"
二十七、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一位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写中国见闻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城，他眼前出现的仍是一片废墟。"北京，现在经过枪弹、机关枪的光临，只留下颓垣败瓦而已……一切都颓坍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
在紫禁城和天坛，这个往昔只有庄严沉静的地方，现在任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整万的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
二十八、洗劫北京，成了这些"胜利者"的节日。就在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的同时，欧美各国的家属们正陆续接到来自中国北京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的在显耀辉煌的战绩，有的在用中国的传统形式报平安，它们构成了一部形式独特的侵略历史，温馨浪漫的背后是中国人的屈辱和苦难。
二十九、联军进入北京后，决定举行穿越紫禁城的胜利游行。他们列队通过大清门，踏着中央的石板路，举行了所谓的"占领式"。在午门前耀武扬威。最后，依次开进皇宫，逐殿参观游览。并争相在皇帝宝座前留影。然后，就是触目惊心的抢劫。
樊国梁，是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主教，他精通北京文物古迹，亲自引导联军在北京有目的地抢掠，并亲自率教徒四处打劫。士兵们连宫中的铜缸上的鎏金也被刮劫殆尽。
三十、在抢劫高潮中，古观象台也成了重要目标。宏大精美的天文仪器被德法军队瓜分。许多仪器被搬进了法国驻华使馆。以显示对华出兵的胜利。德军将一些仪器运回了国内，作为战利品炫耀。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才被迫归还中国，期间，整整过去了20年。今天，寂静肃穆的古观象台仿佛仍在无言得述说着曾经不堪忍受的劫难。
三十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莫里森以记者难得的良知，不断揭露瓦德西部下的残忍。
9月24日，莫里森致电《泰晤士报》，"俄国人正在对颐和园实施有组织的洗劫。"
11月24日报道："德国人继续到北京周边地区骚扰，其主要目的就是抢劫。"
12月28日报道德国人 "破坏神圣的科举考场建筑，拿木料烧火，用它的砖盖德国警署"。
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漫画，中国人杀洋人是野蛮，西方人杀中国人则是文明。
三十、莫里森不停地揭露八国联军特别是德军的野蛮，令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这位瓦德西十分恼火。瓦德西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莫里森此人像那些英国记者一样，喜欢夸大其词，我应当特别对他注意。"
三十一、这是联军一位随军摄影师从景山顶上拍下的北京，飞翔的和平颌没有为北京带来安祥，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陷入被瓜分的境地。
在当时列强的报刊上，充斥着这样一些漫画，形象表明了它们对一个东方大国进行肆意凌辱的快意。
三十二、1900年10月11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俄罗斯军队的护送下来到北京，大厦将倾的清王朝的命运再次寄托在这位年迈的老臣身上。
三十三、各国公使坐在一起开始讨价还价。1900年12月24日，除八国外，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也加入了分赃的行列。共同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此大纲"无可更改"。
三十四、当时的《纽约时报》对谈判作了详细报道。尽管条款苛刻，慈禧太后见其中并没有惩办她的意思，立即命令李鸿章全面答应。
三十五、接着，中外全权代表又在东交民巷进行了9个月的讨论，终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这是当时签订仪式后的留影，《辛丑条约》上的签字对李鸿章的打击是致命的。两个月后，11月7日，这位晚清重臣黯然离开人世。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凯。
三十六、 十年后，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外交官们视为麻烦的莫里森，接到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发来的一份聘书：中华民国政府聘请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
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
第三集 遭遇民国
武汉，中国的工业重镇，一个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著名城市。自一个半世纪前，张之洞在这里开展洋务运动后，汉口逐渐繁荣，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1911年10月9日，暮色降临，汉口正与武昌隔江相望，此时，长江还在涨水，仿佛蕴藏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第二天凌晨，在武昌这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朝的守备哨兵，攻占了黎元洪统领的指挥部，黎元洪率部起义。
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飘扬，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当清朝君臣争论立宪新政之际。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潮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两名澳大利亚人卷入了这场革命，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一位就是十年前享誉世界的莫里森。
10月11日，就在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电报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这时候，革命的真正领袖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人物，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澳大利亚的同胞端纳。他的身份是美国《先驱报》的新闻记者。
1911年12月1日，端纳向《先驱报》发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作绝望的挣扎―――"
电文中所称的城市就是南京，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在辛亥浪潮中，宣布独立的各省，纷纷悬挂起共和的旗帜，唯独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查清军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端纳悄悄地离开阵地，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起草了电文，向世界报道了这场战斗。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此时，在罗湖桥的对旱，清王朝已经。旁观者都以为联合成功了。
几天后，冯玉祥又赶到徐州，在那里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局逐渐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大屠杀。国共合作的阵线彻底破裂。
革命者的鲜血映红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帜倒在了血泊中。
宋庆龄愤怒至极，决定离开武汉。
7月14日她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国革命军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宋庆龄选择这一时刻来表明她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从丰饶的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哗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端纳找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牢牢地和这个革命运动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这里。11月6日，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论不休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这个人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并将这个重大新闻通报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纳收到了孙中山的专电，邀请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大鼻子的年轻澳大利亚记者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采访：邢建榕
革命党人纷纷担任了重要职务，杭州的参谋长职务授予了一位叫蒋介石的年轻军官。他曾在日本听过孙中山演讲，一听到革命他就从日本军校赶了回来，在到杭州之前，他曾与端纳偶然相识，多年以后，端纳成了他的私人顾问。
长江流域战火纷飞，莫里森却一直关注着北京。在他看来，更戏剧性的新闻必将在这里诞生。几天之后，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直奔紫禁城，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武汉前线的战事尚未全部结束。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为了尽快推翻清王朝，避免更大规模的生灵涂炭，孙中山提议，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王朝自动放弃政权，南北议和，他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时刻关注着紫禁城的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并把政治顾问的位置留给了莫里森。
采访张功臣
袁世凯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条竟是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改为莫里森大街。
采访张功臣
出任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并不满足。1914年，他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帝制作准备。疯狂的皇帝梦使袁世凯铤而走险。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纳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他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中中，财政部长周自齐是端纳最要好的朋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怀着莫名的兴奋，端纳匆匆赶往火车站。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他预感到一个重大新闻就要诞生了。出了北京站，端纳坐上人力车，颠颠簸簸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店铺的百叶窗里透出的丝丝灯光逐次熄灭，繁忙的一天结束了。耳边隐约传来麻将牌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正在门口等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的公使看起来有些焦急不堪。他告诉端纳袁世凯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做着某种交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国收回山东占领权的当天晚上，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把一份威胁的文件留了下来。
日置益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总长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那将要断送中国的独立，沦为日本的附庸。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的公馆。周自齐不敢透露详情，端纳提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笔谈。
端纳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几点划去。周自齐启发地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周自齐逐条印证。控制若干条铁路，发展矿业、进驻军队，都在日本的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当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警告世人亚洲的战火一触即发。电文称："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采访：邢建榕
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言谈中，莫里森起身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这正是端纳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转发给《泰晤士报》，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超出了袁世凯的想象。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
5月7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在山东增兵三万，威胁中方在48小时内必须答应二十一条，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向袁世凯报告，日本政府暗示，如果接受二十一条将支持他改制称帝。5月9日，一门心思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订了经过修改后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5月9日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奋然投江自尽。
年轻的毛泽东写下了明耻篇，并手书"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在北京，20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100万元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天津南开学校17岁的中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国人誓雪国耻。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为了解决战后问题，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这一年，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大会的拒绝。
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已经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拒绝出席签字仪式。远在英伦的莫里森，当即发表评述说："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
此时莫里森已经中并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
然而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了。莫里森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孙中山逝世后，端纳前往东北，被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在他看来，张学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国的人，但张学良身染毒瘾，端纳劝张学良强制戒毒。九一八事变后，端纳陪同张学良到欧洲疗养。回国后，端纳又投到蒋介石幕中做他的私人顾问，并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端纳最终还是为蒋介石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在宏恩医院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他重返中国，其实是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端纳的墓碑如今已难以找到，据说当年他就埋葬在宋耀如的旁边。因为宋耀如，他最早了解到了孙中山的事业，并最终走进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位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功过是非，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第四集 潮起潮落
1917年，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寻找革命的伙伴和同路人，他们密切地关注着东方并把目光急迫地投向了中国。
1923年，在广州，在军阀统治的包围下，孙中山重组国民政府，并提出了三民主义建国学说，掀起了二次革命的热潮。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苏联的密切关注。苏联《真理报》先后派出两名记者维金斯基和马林，前往中国考察和报道中国革命。不过他们还有另外的身份，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
在广州，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将领，回国不久在〈真理报〉上报道了国民党的发展和活动情况，并指出："在中国南方革命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将成长壮大。"这是世界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报道。
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注意到了苏联的革命，他意识到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从美英法和其他国家得到援助的希望，现在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只有苏俄。"
不久，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作为自己的政治顾问，他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俄通社记者。没过多久，他通过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报刊发表文章，透露出对国民党组织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广州政府的失望，决定帮助改组国民党。
在鲍罗廷的呼吁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检察委员，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名列其中。1月24日，苏联大使加拉罕发来贺电，但就在第二天，列宁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当即宣布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南方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的高潮，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0年，一个外国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外国人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女记者、著名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从那之后，她先后六次来中国，1958年最后一次来华时已是72岁高龄，在北京定居12年后去世。
还是在童年时代，有一次斯特朗伸出小手臂想要拥抱紫丁香花，但紫丁香高傲地不理她，那美丽诱惑着她，却又可望而不可及。斯特朗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同世界隔离的孤单动物。
从那时起斯特朗就开始努力寻求摆脱这种孤独感的途径。在一首诗中斯特朗写道："我们为什么要设法藏起/自己那一束微光？/它们汇集在一起，/就发出金色的光芒。"
在她的感觉中，遥远的中国仿佛就象一束紫丁香深深吸引着她。
1925年10月，斯特朗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她随即踏上了一列开往张家口的火车。两天后，斯特朗来到了塞外沙漠中的冯玉祥军营，这里已是初冬时节。
在斯特朗眼里，冯玉祥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生活简朴的人。他信奉基督教，中国的传教士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鸦片的法令和他部队的风纪。
斯特朗慕名而来。当问及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斯特朗认为这是冯玉祥的巧妙。在斯特朗看来，与北方另外两个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相比，冯玉祥是唯一一个将对后来历史产生影响的人物。
斯特朗回到北京后不久，在苏联驻中国使馆遇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范娅。范娅告诉斯特朗："从北方你不能了解现代中国。你应该看看广州，这是很重要的。"
从北京到广州，斯特朗赶到恍若从古代的亚洲来到了现代世界。当时，中国的革命正在这里走向高潮。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以顽强的斗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约十万名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香港罢工。
斯特朗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唯一允许登陆采访的记者。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告诉她，这场罢工不是种族斗争，不是中英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广州，斯特朗通过鲍罗廷认识了宋庆龄。此时，孙中山刚刚去世，宋庆龄沉静而优雅的风度，给斯特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从少女时代，宋庆龄就渴望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渴望帮助孙中山，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在与孙中山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共担革命的风浪和辛劳的工作共同分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承担起革命的重任。
正当斯特朗结束广州的采访离开中国时，另一位美国女记者走进了中国，她就是瑞娜。瑞那长一头火焰般的头发，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瑞那有一种天使般的气质，但对北京的美国使馆来说，瑞娜是个危险人物。瑞娜夫妇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委托，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北京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
当时的北京，控制在军阀张作霖手中。这个以残暴闻名的东北军阀毫不留情地镇压进步力量，《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
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而且是西方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人李大钊成为他们的直接领导。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都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瑞娜，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丈夫，为了逃避迫害，瑞娜夫妇最终决定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冲进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28日李大钊死于绞刑。生前李大钊曾对人说："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南方，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恐慌。帝国主义指使直、奉两军阀联合起来，在北方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向南方包抄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在人民的热烈支持和许多国民党将领的纷纷要求下，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
瑞娜夫妇来到广州，目睹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热潮，并随军出征。
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 势如破竹，10月10日攻占武汉三镇。（51）
瑞娜、威廉夫妇随同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员们的英勇善战给瑞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独立团，他们战功显赫，被誉为铁军。
武汉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都已相继平息，只有在中国武汉，大革命还继续上演着最后的悲壮。一个个关注革命的记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目睹这里的盛况。（31）
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汪精卫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担任国民革命政府顾问。
在武汉的鄱阳路上，有一座废弃的教堂，二十年代在这里主持教堂的神父叫鲁兹。这是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宗教人士，人称"红色神父"。许多来到武汉的外国记者大多居住在这里。1927年初，瑞那也住进了这里。有了瑞那，这里变得格外热闹起来。到武汉后，瑞娜成了鲍罗廷最欣赏的助手。她不仅继续主编《人民论坛报》，同时担任鲍罗廷的新闻宣传秘书，负责接待所有前来武汉采访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采访，向他们提供新闻稿件。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武汉方面召开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的鼎足而立的局面。
斯特朗看到了大革命的消息，她不愿意错过目击革命的机会，就满怀热情地赶来中国，就像当初赶往俄国一样。邮船到达目的地上海，斯特朗惊异地上了岸。看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上海。主要街道上一片狼迹，士兵成群结队，扑面的风中依稀还有血腥的味道。
当斯特朗乘坐的邮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时，上海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屠杀。
1927年3月，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北伐军进入上海，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步伐。4月12日，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发生。数小时内，暴徒们打死工人百余人，打伤数百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1700多支，并占领了上海市总工会。
斯特朗企图找到劳工领袖，了解更多的情况。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劝她说："既然蒋介石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斯特朗在上海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建议她去汉口，说那里才有真正的革命。美国副领事看了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身份证后，告诉她多数记者都在"扬子江上游"。她决定溯扬子江而上，前往那个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地方。
在汉口，斯特朗又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邀请她一起住在中央银行大楼顶层。大楼入口处有两位身着整洁军装的国民党卫兵站岗，他们的臂章上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记，负责保卫宋庆龄和银行的财产。中央银行虽然是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但当时已陷入窘迫的处境。每天早晨，斯特朗都看到数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待提取大量铜币。
与宋庆龄相处的日子里，宋庆龄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后来的文章中说：
"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称。现在她年轻居孀，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斯特朗为宋庆龄的勇气所震撼，而宋庆龄也被斯特朗的热情、智慧所感染。在动荡不安的境遇下，两名女子对革命的信心却从来不曾动摇。
沿着武汉的沿江大道，有许多石砌的大楼，这是当年外国租界留下的印迹。在距中国银行大楼不远，有两栋相对而建的大楼，一栋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对面则是鲍罗廷的居所，这里楼下是瑞娜的主持的《人民论坛报》办公地点。
斯特朗成了这里的常客。斯特朗说，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却意味深长地说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总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
5月，恐怖开始笼罩武汉。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禁止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长江上运输粮食。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斯特朗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银行大门紧闭。 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在北方，冯玉祥打败奉系张作霖的军队，占领郑州。历史印证了斯特朗的预言，两年前还谦虚地说自己经验不足的冯玉祥，此时已成为政治格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武汉政府派出专列前往郑州谈判，谋求冯玉祥的支持。交通部长孙科负责安排这趟专列。在这趟专列上，斯特朗和瑞娜是仅有的外国记者。
汉口站台上一时充满了热切的期盼。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斯特朗和瑞娜带来了必需品。
汪精卫的夫人也来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在斯特朗看来，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个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走上这趟专列的还有谭延闿，唐生智等将军。
冯玉祥随后到达郑州。他乘坐一辆货车，以表示他作风简朴。
但斯特朗后来才知道，冯玉祥一直坐在舒适的专列包厢里，直到郑州前一站才改坐货车。斯特朗估计，这是一种有效的军事策略。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开始会谈。会议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斯特朗却发现这些将军们在饭桌上缄口不提正事，他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更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冯玉祥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斯特朗。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专列回到了武汉。旁观者都以为联合成功了。
几天后，冯玉祥又赶到徐州，在那里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局逐渐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大屠杀。国共合作的阵线彻底破裂。
革命者的鲜血映红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帜倒在了血泊中。
宋庆龄愤怒至极，决定离开武汉。
7月14日她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国革命军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宋庆龄选择这一时刻来表明她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刊登宋庆龄声明的《人民论坛》在面世之前就被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好在在此之前，瑞娜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第二天，全世界都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在人们眼中，宋庆龄就像一座风雨中的雕像，象征着一种不屈的力量。
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瑞娜与宋庆龄一起逃离上海，偷偷搭乘黄浦江上的一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斯特朗和鲍罗廷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她渐渐感到了失望，苏联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原来承诺的有利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四·一二"政变而改变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的特使岳飞神密自杀，一切让宋庆龄深感寒心。
而此时在上海外滩的大华饭店，伴着喜洋洋的乐曲，成千上万朵玫瑰花铺天盖地的撒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第二年初，两个人的婚照被刊登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消息传到莫斯科，宋庆龄听说蒋介石为此还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她愤怒的说："如果他是基督教徒，那么我就不是。"
坏事接踵而来，在莫斯科寒冷而干燥的冬季，一直陪伴宋庆龄的瑞纳因病去世。
瑞娜的葬礼由斯特朗和鲍罗廷的秘书等人安排。苍茫的暮色中，大约一百人的送葬队伍穿过白雪覆盖的城市。 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宋庆龄选择步行，苏联政府为她提供的一辆专用轿车缓缓跟在身后。她冻得厉害，裹着大衣还在发抖，但她没有离开队伍。她坚持要来与瑞娜告别。她对瑞娜的真诚情感，明显表露在她的优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第五集 街头的革命
风景秀丽的未名湖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标志，在她的南岸静静地长眠着一位外国友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斯诺以他著名的《西行漫记》轰动世界，这里是他1936年去西北旅行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他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他的活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历史，而中国的革命则改写了他的人生。斯诺与这块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1970年他去世时，根据斯诺的遗愿，中国人民将他安葬在这里。
斯诺踏上中国的土地纯属偶然。192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他挎上花了25美元买的一架旧柯达照相机，登上了"雷德诺"号轮船，去领略那令人陶醉的东方情调。五个月后，斯诺抵达上海。正值梅雨季节，整个城市笼罩在潮湿闷热的雨雾之中。下了船，斯诺立即去找《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
沿着上海外滩，走过外白渡桥，可以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它便是著名的礼查饭店，现在叫浦江饭店。在上世纪初，它被誉为"美国在远东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中国的第一部电话从这里接通。旧上海这里开设了十里洋场的第一家西式舞厅。1900年曾经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美国记者密勒，在这里创办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二十八年后，斯诺走进这里，谋得了一个记者的职位，但是，他只打算在这里逗留6个星期，以便挣够他去下一站的旅行费用。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
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上海的外滩是著名的商务区，比邻外滩的南京路上，曾经有许多酒吧、咖啡店。这是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1931年9月的一天，在一个叫沙利文的咖啡馆里，斯诺采访了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女子，她就是宋庆龄。
通过采访，斯诺获知中国存在的地下革命运动。他写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他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危言耸听者脑中的幻觉，它已经成为有可能左右革命舞台的强大因素。中国共产党目前有七万到十万党员，有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单独进行一场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队伍，他们看错了。"
这样的文章在上海滩发表，无异于空谷足音。
不久，斯诺又专程到宋庆龄的居所去拜访，对宋庆龄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他写出了人物特写《她为中国革命而战》。这是自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第一篇对宋庆龄的采访报道。文章认为宋庆龄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情感。"
几天以后，同样在这个沙利文咖啡馆里，斯诺再次体会到了美好的情感，这次让他动心的是海伦·福斯特，一位注定要闯入他生活的美国姑娘。
海伦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社交秘书。在读过斯诺发表的文章之后，海伦跨越太平洋来寻找她仰慕已久的英雄。那些令他激动的文章一直在激励着她。她要自己动手来写，她确信自己会写得更出色。
正当斯诺为海伦着迷时，在中国的东北，日本点燃了侵占中国的战火。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偷袭了北大营，继而攻占了沈阳。斯诺闻讯立即前往采访。在那里，斯诺看到的是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本兵。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屠杀。在国民党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放弃了东三省，3000多万人沦为亡国奴，斯诺沿途所见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其中有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学生。
回到上海，斯诺见到海伦，他试图忘记那些令人不快的悲惨景象，开始热烈追求海伦，他邀请海伦去南方旅行。几个月后海伦决定嫁给斯诺，她不再想取代，或者试图超过斯诺，决心尽力协助自己的恋人成就一番事业。
正当两人沉浸在热恋当中时，日本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年约28日晚，斯诺得知日军将在夜里发动戟，立即赶往闸北火车站。在那里他亲眼看见日军抢杀中国市兵，便当即发出电告。第二天，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太阳报都以头版新闻登出，标题是"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斯诺成为最早报道"十二·八"事件的外国记者。第二天，冒着枪林弹雨，斯诺访问了前线的中国士兵。对他们抗战到底的绝心即吃惊，又感到震奋。而更令他震惊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他写道"在炸毁的运兵车的铁壁上，血肉模糊，冒烟发臭。"
在痛苦和欢乐中，斯诺和海伦渡过了1932年。到了圣诞节，他们到了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在风光旖旎的南太平洋渡完密月，他们再次回到中国，这次他们选择了北京。
此时中央政府已从北京迁到南京，过去的首都，已改名为北平。但大多数外交使团仍然愿意把大使馆高在北京的东郊民巷，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还是愿意称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北平是飘泊着的天堂。在那纵横交错的胡同里。斯诺夫妇很快找到一处幽静的房子--煤渣胡同21号。在这里斯诺放弃了记者工作，成了一名悠闲自得的自由撰稿人。时间静静淌过，对斯诺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人，老北京实是一个鬼力无限的闲逸城市。斯诺爱上了赌马，他们用稿费和赌马所得，来维持他们优雅的生活。海伦喜欢跳舞，在北京饭店的楼顶，经常举办外国人的舞会。海伦让斯诺陪她去参加，在舞会平台上，斯诺静静地欣赏她的美丽舞姿。
他们喜欢这里的城墙，喜欢遍布城里城外的王府、园林和废墟，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深深的吸引着他们，这里曾经是慈禧太后的行宫。在斯诺夫妇看来这是具有历史感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附近的租到了一座乡间别墅。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花草。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离颐和园不远，有著名的北京大学。在三十年代这里是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一所大学，1919年出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决心将它办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与著名的北京大学相抗衡。1926年，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迁到海淀，搬到19世纪被西方军队捣毁的圆明园附近，这里有个叫不出名字的湖泊，四周环绕着花园和柳树。从斯诺夫妇的新家到燕京大学步行只需十分钟，斯诺夫妇常在这里留连徜徉。
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六七个教员中，有一半是由当时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就是其中一个。海伦去学哲学，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过去不可能遇到的中国学生。
未名湖的风景的确有些令人陶醉，但校园里却并不平静。燕大的学生有许多来自东北流亡学生，学生会主席张兆霖就是其中的一个。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日益浓厚的思乡情绪，而此时日本人已开始从东北向华北渗透。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撤销北平军分会，并着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
陆璀采访：
当清华大学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和海伦也离开燕京，搬到了盔甲厂胡同13号，住进了当年传教士们建造的一座院子。大院紧靠着北京古城墙，但这个僻静的角落并不能带给他们平静的生活。
10 月的一天， 燕京学生张兆麟找到了斯诺夫妇，向他们打听中国将要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传言是否属实，传言得到证实时，张兆林竟失声痛哭。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格懒懒地洒进来。"哭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行动起来。"斯诺脱口而出，作为美国记者，他本应保持中立，可是在一瞬间，斯诺和海伦让自己偏向了中国。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几天后，张兆霖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他带了几位朋友，来和斯诺夫妇商量他们拟定的计划。后来他们都成了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陆璀采访：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外围积极分子。12月7日，根据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委员会的指示，北平学联决定举行一次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活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9日，古都北平滴水成冰，两千多名北平各大专院校学生走上了街头。斯诺夫妇和几位外国记者就行走在游行队伍中，海伦和学生一起高呼口号，斯诺爬上前门城楼，拍摄了游行场面。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来斯诺曾骄傲地说："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这一天，燕京和清华的同学，一大早便集合起队伍，准备从西直门向城里进发，从学校到西直门有二十多里路，当他们到达西直门时，军警已经关闭了大门，队伍被阻挡在高大的城门外。
陆璀采访：
历史的机遇，把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12月16日，北平学生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又受到了军警的阻挠。坚固的城墙阻隔了他们与城里同学的联系，这时陆璀从城门底下的缝隙里勇敢地钻了进去。准备从里面打开城门，几十名军警迅速扑了过来，把她关进了一个警察所。
陆璀采访：
这为和善的外国人正是埃德加斯诺。在看守所里，斯诺采访了陆璀，并以中国的贞德来比喻这位勇敢的女学生。斯诺的报道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勇气和力量。随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进行了疯狂镇压，并在各大学里大肆搜捕进步学生。
陆璀采访：
在斯诺夫妇的小院里，陆璀留下了这两张珍贵的照片。
几个月后，斯诺也从北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与学生领袖的交往中，他隐约地感受到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从而使他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革命的"未知之地"陕北。正是通过学生领袖俞启威与刘少奇等人的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他专程前往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为自己精心安排了行动线路。1936年6月，当蒋介石宣布对陕北红军进行再次"围剿"时，斯诺已从北平踏上了这一非凡的旅程。
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卓越的一次冒险开始了。
第六集 在风暴的中心
一、"当我们望见雄伟的山脉底下一个小城的围墙时，大圆盘似的太阳正从远山背后落下去。这个小城就是临潼。这小城的对面，在骊山的山坡上，在赤裸的栖息着乌鸦的树丛中，挤集着许多庙宇的屋顶。这是有名的游息地华清观。三千年前，长安是中国第二大朝代的首都。这里是发生事变的适当的背景。"这是二十六岁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1936年初到西安时的印象。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贝特兰经过11天的历险，从北平出发到当时中国的风暴中心西安，连续采访了44天，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这次冒险使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记者。
二、1936年这个冬天，一个个风云人物走在这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上演一出石破天惊的壮举。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五年前，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使中国的政局日益动荡。1935年军事要塞山海关失陷，华北上空危云密布。日本正在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试图控制华北。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继续对日本妥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失去家乡的东北军被调往陕西，和当地杨虎城的17路军一起负责清剿红军。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因为弃守东北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仍然支持蒋介石的剿共计划。
在陕北，红军刚刚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长征。虽然疲惫，缺少装备，而且减员严重，但是这支传奇的军队仍然有很强的战斗力，1935年9月到11月之间，在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红军歼灭张学良的三个师，然后在陕北站住了脚。
南京国防部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受冷落的张学良渐渐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心，开始接触主张抗日救国的共产党。1935年4月9日夜里，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会面，商量如何统一抗日，并且达成了秘密休战协议。
作为剿共的前沿，西安成为蒋介石的关注中心，关于张学良的各种传闻也不时从西安传出。在这种局势下，这座古城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四、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个外国记者走在这里，史沫特莱、斯诺、海伦、贝特兰……在风暴的中心目击了中国的风云变幻，感受着震撼世界的瞬间。他们把新闻封锁撕开一个个缺口，由此而成为了中国历史演变中的积极参与者。
五、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逢其时，在经历了1935年冬天的一二·九运动之后，他们又率先走进了西安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六、出于对红军传奇经历的好奇，斯诺1936年6月从北平来到西安。他采访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还访问了由蒋介石派来监督清剿红军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从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他有可能实现他采访红军的计划。
七、6月下旬，斯诺果然获得机会前往陕北的红军控制区，他是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达成休战协议，使斯诺有机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从容地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这次探险式的采访中，斯诺感受到双方的妥协与合作。1936年10月底，斯诺完成四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他说："我从红色中国走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八、1936年9月底，海伦接到丈夫的来信，从北平来到西安，寻找去红军控制区，与丈夫汇合的机会。但是西安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南京政府的警觉，海伦无法前往陕北。
九、在海伦看来："西安是一座高墙围绕的古城，城门威严高大，看上去像是为把长有天足的美国妇女们拒之城外而建造的。"不久，一个捕捉独家新闻的机会来到了。在她的朋友，中共人士王林、张兆麟以及刘鼎的安排下，海伦在金家巷五号院的张公馆里采访到了张学良。
十、这是西安城里一座豪华的院子，也是西安最受关注的地方。张学良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慷慨陈词，希望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自己抗日主张和决心。
十一、张学良选择海伦,这位当时西安城里唯一的外国记者传递自己的声音，是惯例也是一种策略。安危先生是海伦在年老以后认识的中国朋友
采访安危：与外国记者谈有一个好处，大事情要告诉外界，还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呢，往往想通过外国记者先捅一下，做一个试探气球，看一看国内国际上怎么反应，好了，他可以肯定，不好了，他可以否定，果不然，采访了张学良之后，官方就否定这次采访，说张学良根本就没有接见过海伦.斯诺，根本没这会事。
十二、海伦预感到这次采访一定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虽然访问记经过了少帅的修改，但钟楼电报局仍然拒绝发报。深知新闻时效价值的海伦决定返回北平。10月5日到达北平的当天，海伦就将采访的内容发送给各地。海伦的文章标题是："宁愿要红军，不要日本人"，她在文中写道："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
十三、海伦关于张学良和西安局势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预感到，在千年古城里，正悄悄的酝酿着巨大的变化。
十四、收获颇丰的斯诺夫妇开始在北平整理他们的见闻，他们不知道又一个难得的新闻被错过。历史把这次珍贵的机遇留给了另外一位外国记者，她便是艾格丽斯.史沫特莱。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来到上海。到1936年的时候，她在中国已经是知名的记者和作家。她的朋友宋庆龄和鲁迅都建议她到西安来，寻找去陕北红军控制区的机会。9月份，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上海家中避过难的刘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写作和疗养。
十五、史沫特莱住在华清池迎宾馆，她对骊山下的这处疗养地非常喜爱，她说："华清宫幽深和静谧，远离城市，没有上海那种令人头痛的烦噪之声。"但是11月底，史沫特莱和其他所有的客人都不得不离开，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华清池。
十六、史沫特莱搬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她对于西京招待所的印象就坏多了，她说："西京招待所是一片水泥荒漠中建起来的一个臃肿而丑陋的建筑物。"而这幢二层的洋楼在当时却是西安城内最现代化的宾馆。
十七、关于西安的种种传言和情报，令蒋介石非常不安，12月4日是蒋介石第四次来西安督促张、杨与红军作战。为了安排新一轮的剿共，三十多万大军正在向潼关集结，五十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降落在西安机场，蒋介石准备在两、三个月内血洗陕北。
十八、西京招待所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传闻他们是来取代张学良的。蓝衣社的特务在西安城内活动猖獗，东北军和17路军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黑名单已经列好，甚至连张学良的秘书苗剑秋也因为反内战和抗日的言论，受到通辑而离开西安。
十九、1936年12月9日，北平学生"12·9"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请愿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下午三点钟，史沫特莱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准备一起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现在，关于当天游行队伍的一组照片中，很可能有几张正是出自史沫特莱之手。游行队伍向西安城西十八公里的临潼行进，张学良在灞桥附近的东十里铺拦住了学生，再三恳求结束游行和请愿，并且承诺在一个星期之内，用事实答复民众。
二十、但这时所有的人都并没有意识到，西安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的引线已经点燃，张学良真的在三天后兑现了他的承诺。
二十一、事件在12月12日凌晨爆发，史沫特莱对此毫无准备，她整夜未能成眠，听到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很快，她所在的西京招待所，因为居住着大批蒋介石的高级官员，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个中心。
二十二、史沫特莱后来这样讲述当天夜里的骚乱情形，"我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到处是脚步声、叫骂声……"一群士兵洗劫了史沫特莱。
二十三、史沫特莱并不知道兵变蓄谋已久，西京招待所里的大员们都成了俘虏，西安机场、火车站、邮电局也已经被兵变的士兵控制。而当时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安城外的临潼，蒋介石的卫队大部分被俘虏，蒋介石穿着拖鞋和睡衣从后窗户爬出，逃到华清池后的骊山。天亮时搜山的士兵传来消息，蒋介石已经被找到。
二十四、抢劫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不快和恼怒，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后，她的情绪随之改变。通电声明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结社自由等八项主张。
二十五、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之后的几乎每个夜晚，史沫特莱都守侯在电台旁边，用英文向世界发布西安最新的消息。
二十六、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他便是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从1928年年底到1934年，端纳一直是张学良身边的朋友和顾问，1934年10月后，端纳又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端纳恰好是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二十七、这时的西安是全国甚至世界瞩目的焦点，古城西安民情涌跃，各界民众纷涌上街，或街谈巷议，或示威游行。远离西安的其他城市也因情况不明而陷入混乱中。蒋介石的生死未卜，南京政府对于事件如何解决意见不一，亲日的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徐庭瑶分别带领部队向陕西集结，轰炸机飞临西安上空，并在渭南投下炸弹。
二十八、端纳熟悉张学良的性情，他相信张学良绝不会伤害蒋介石，12月14日，他偕同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从洛阳飞抵西安。转机由此来到。
二十九、端纳在西安的张公馆先与张学良会谈，再与杨虎城见面，之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三十、端纳随即告诉纽约时报、路透社和其他通讯社，蒋介石生命无忧。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三十一、12月16日，端纳带着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西安的手谕返回南京。17日，中共的代表团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来到西安。，这幅曾经在西安城头悬挂过的漫画，画的是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结成三位一体，共同面对事变之后的危机。红军应邀开赴关中，准备迎击从潼关西进的军队，内战可能一触即发。
三十二、12月20日，端纳又和宋子文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也来了。在准备去西安之前，宋美龄曾经问端纳，她应该怎么面对张少帅。端纳说，你应该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别显出情绪不好。西安机场的这张照片上，从宋美龄微笑可以看到，她做到了这一点。
三十三、经过端纳等人的斡旋，蒋介石终于答应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虽然被蒋介石围剿了十年，而且西安城里也有杀掉蒋介石的意见，但是，在保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经过商量后的决策是，在眼前民族存亡的关头，需要由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来领导即将到来的战争，新的内战应该避免。在得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后，共产党和张杨二位将军决定释放蒋介石。
三十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还曾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盖上房顶的则是我。"
三十五、史沫特莱目睹释放蒋介石的一幕。这一天是12月25日，据12月12日的兵变过了13天。史沫特莱这样描述西安机场的戏剧性场面："圣诞节前一天民众被告知傅作义将军将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西安飞机杨上挤满了欢迎傅将军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下车的竟然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底细的群众被引到飞机场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民众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飞机很快离开了风暴中心西安。
三十六、第二天，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为表示诚意也来到南京。但是时过境迁，主动和被动的位置已经交换，西安事变中两位主角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三十七、在西安的这个冬天，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出现在历史现场，完整而且详细的报道了西安事变。12月12日，贝特兰还在北平。他从一份油印小报上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马上敏锐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报道国际新闻的机会。在斯诺夫妇的鼓励下，贝特兰决心赶赴西安。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朋友安排贝特兰和一名东北军军人一同前往西安。
三十八、同行的化装成商人的东北军军人，正是因激进言论而被通缉的张学良的前秘书苗剑秋。事变后紧张的局势使他们的行程变得漫长甚至不可到达，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封锁了每一条进入西安的道路。
三十九、"西安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城市。"这是贝特兰对西安的第一印象。12月27日晚上，经过11天的跋涉，贝特兰从北平到达西安。因为苗剑秋，贝特兰认识了许多东北军年轻的军官们，他们大多直接参加了那天夜里的兵变。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贝特兰就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华清池。通过他们，贝特兰了解了兵变当时，华清池里的真相和细节。
四十、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以及苗剑秋是东北军中最激进的分子，他们三人被贝特兰称为西安事变中的三火枪手。孙铭九正是12月12日凌晨在骊山半山腰上把蒋介石背下山来的那个人。在这块叫做虎斑石的大石头中间，孙铭九找到了蒋介石。贝特兰当时觉得有趣的是，蒋介石的名字正好可以解释为，介于石头中间的意思。而这些东北军的军官们，这些大事件中的小人物们，正是因为贝特兰的报道，像他们的少帅一样名扬天下。
四十一、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至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入陕西，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改变。
四十二、在这个动荡而又戏剧性的历史现场，几个外国记者经历不同，感受也各异。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无论是战败者还是胜利者，都大摇大摆，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四十三、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指点江山的风格。"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四十四、在随后到来的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历史走进漫长艰难的八年抗战，整个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洗浴。
第七集 抗战岁月
一、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外滩，她仍然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遗韵，当年，许多外国通迅社的大楼就建在这里。堪称外国在中国的新闻中心。
二、1936年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发表了一篇特写《毛泽东访问记》，作者是埃德加·斯诺。一个月后，毛泽东以同样的风采出现在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期专辑的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
三、在斯诺关于毛泽东的这张经典照片旁边，编辑加了一个小"注"：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一批十年来几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显得十分神秘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向西方读者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史沫特莱为照片加了编者按，她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是神秘的，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
四、《生活》周刊是美国新闻大亨卢斯继成功创办《时代》之后，又创办的一个突出图片效果的杂志。卢斯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的后代，他注定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因为卢斯的缘故，《时代》从1923年创刊之日起，关于中国的报道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孙中山、宋庆龄、张作霖、张宗昌、溥仪、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在这本刊物上一一亮过相。
五、在不少人看来，卢斯是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就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卢斯把他看作是一个时代的领衔人物。然而，在1937年年初，还是这个卢斯，他身上的新闻敏感性超越了他的政治倾向，西安发生的一切，让他意识到中国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六、1937的这个春天，卢斯，还有更多的外国记者们，似乎都听到了渐渐逼近的战争的隆隆炮声。
七、半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将目击这片土地上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的战争风云。
八、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和忍让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上旬，战火蔓延到上海，至十二月，南京等地又被占领，短短半年里，日军就控制了中国内地许多重要城市。
九、随着战火的迅速扩大，在中国各地的外国记者不约而同地投入战地报道，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的种种惨状，以目击者的身份及时刊发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公布日军的暴行。许多报道凝重深邃、悲壮感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反响。"受难的中国"广受世界瞩目。
十、1938年3月19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出版了一份增刊题为《中国之毁灭》，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恐怖中的苏州》轰动海内外，文章中写到："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灭，悲惨得任何笔墨都不可能形容。我们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沉重极了。唯一使人快慰的是，见到一位中国牧师领着一千名难民往广福去。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面呵！小孩儿、老头儿、老太婆以及战火下的伤残者，跟随者那位牧师蹒跚而行。这使我想到了基督及其率领下的信徒们。"
十一、抗战爆发时，海伦斯诺正在延安进行长达数月的访问，这是1937年底在延安的唯一西方记者，在她眼里，延安的气氛紧张而有序，"红军一直处于动员状态，五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自七七事变后，他们更是心急如焚，整装待发。"
十二、"我是从八路军总部给你们写东西"，史沫特莱在1937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八路军总部，甚至亲身参与军事活动，热情宣传抗日。她还经常追随在朱德的周围，这次经历使史沫特莱成为研究朱德的权威。
十二、九省通衢的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退至汉口，这里成为临时陪都。
这时的武汉已成为中国团结抗战、抵御日军的前沿重镇。朝野在华机构纷纷来到武汉。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迁到武汉，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十三、未来几年将对中国局势产生重影响的美国军人也汇集在这里。美国使馆武官史迪威就是其中之一。亲密的留影颇具象征意义。
十四、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开始汇集到这里，此时大约有40名外国战地记者齐集武汉，亲身感受着中国人民燃烧起来的抗日激情。斯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中国最危险的地方，几乎每天，他都将消息发往美国。成为当时《生活》周刊的热门专栏。史沫特莱的笑声也回荡在记者们中间。在许多外国记者眼里，这是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
十五、贝特兰后来在他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严阵以待的汉口每天都遭到重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夫人的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俄国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它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十六、爱泼斯坦是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出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台儿庄大捷之后。
采访 ：（同期声）
十七、1938年6月至10月间，以国共双方共同接受的"保卫大武汉"为口号。中国军队举行了著名的武汉大会战。
史沫特莱感慨说："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这一仗虽小，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遇到几名曾经亲临战场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中国的北方军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却打得惊天地而泣鬼神。"
十八、著名的武汉大会战，历时5个多月，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时期也是国共合作的高潮阶段，大批记者获得与中国代表交谈的机会，许多人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将领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珍贵的电影镜头，就是荷兰导演尹文斯在八路军驻汉口总办事处拍下的。
十九、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汉口。武汉沦陷。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随后，大批工厂、学校、难民开始移往重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迁徒拉开了序幕。在如潮涌出的难民队伍中，许多外国记者夹杂其中，中华民族的悲壮行程，令很多人终生难忘。
二十、穿巫山，经万县，过涪陵，再经唐家沱，重庆的朝天门出现在眼前。
朝天门面向长江，为重庆水运总枢纽。从1937年11月起，先后有60多万名难民几十万吨物资从这里运到重庆。重庆从一古老的农产品集散港，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了它长达7年的陪都生涯。
二十一、在战时的重庆，江心的这个小岛，一时间在世界上出了名。它叫珊瑚坝，枯水季节重庆的机场。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在夜间从香港起飞。洪水季节，飞机再改到城郊的白市驿空军基地降落。那些年里，多少个影响时局的中外人士，多少位来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从珊瑚坝机场走出飞机，登上山顶，然后，又走下山坡，走进飞机，在夜空中消失。
二十二、踏着江边的鹅卵石，沿蜿蜒而上的陡峭石板路上岸，重庆令初次来这里的外国记者既好奇又惧怕，不少人不能适应的是坐滑竿。许多外国记者没有想到，在他们要在这个潮湿的山城开始八年的记者生涯。
二十三、采访肖鸣锵
二十四、在嘉陵江南岸，一座简陋的二层楼成为记者们的家。一位记者这样说当时的心情："记者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城里像样的房子已被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征用。我们被指定就住在一幢偷工减料建成的建筑物内。这个建筑物取名记者招待所。原来是所学校。"
二十五、采访肖鸣锵
二十六、格兰姆·贝克是1940年走进这所招待所，在所有外国记者中，他是一位特殊的记者，既是美国新闻处的官员，还是一个画家，他创作了大量反映重庆生活的漫画和素描，在这幅插图上，他画出了记者招待所所在的位置。佩克的画描绘出了战时重庆的众生相，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许多记者说：在重庆的日子，是我们新闻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时期。
二十七、佩克的画中有不少重庆大轰炸的场面。冬天过去，被雾笼罩了几个月的重庆，终于变得清晰、明朗。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是重庆最艰难的时候。和阳光一起到来的是黑压压的日本轰炸机。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政略轰炸"和"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一位美国记者说："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二十八、这位记者叫白修德，来到重庆时他刚刚23岁，在哈佛老师费正清的推荐下，担任美国新闻处官员。由于才华出众，很快成为《时代》周刊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大轰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39年5月3日。"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27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
二十九、大轰炸中，宋氏三姐妹在多年政见分歧之后，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拍下了这些难得的镜头。在这张照片上，站在宋美龄、宋霭龄之间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的外国妇女是美国女作家Emily Hahn，她有一个漂亮的中文名字：项美丽。她是《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几年后，她出版了她的著作《宋氏三姐妹》
三十、那时候，在许多外国记者眼里，重庆是"自由中国"的象征，他们常常被重庆人民激昂的斗志所感动，一位美国记者总结说：凡是'希望中国交好运的'记者到重庆后"对蒋夫人的美貌，委员长的果断，中国军队的武功和全体人民的崇离精神无不钦佩神往。"
三十一、但很快这种幻想就宣告破灭，与国共合作达到高潮的汉口时期相比，重庆的自由空气被空前压缩，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令他象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三十二、采访陈兰荪
在记者的周围时常出现监视的眼睛，与记者们活泼的生活相比，采访报导显得沉闷而压抑，举步维艰，战时报道日益悲观。许多记者宁愿选择离开，也不愿违背真实。
三十三、采访陈兰荪：
三十四、在重庆狭窄的街道，跟踪与反跟踪，常常上演着捉迷藏的游戏。有的记者最终被国民党中宣部以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为由，吊销了外籍记者执照，驱逐出境。
三十五、美国人对重庆幻想的破灭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美国的新闻媒体大肆渲染宋美龄访美。美国的影院在上演着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个时候，赛珍珠在《生活》上发表批评文章，表达对宋风靡一时的不切实际的夸张谈吐的反感，批评蒋夫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密客，其一举一动宛如一位任性的公主。
三十六、赛珍珠的文章使美国人大为震惊。赛珍珠是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早年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因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一直致力于呼吁援助中国。
三十七、与此同时，在重庆的一批记者也开始揭露重庆的腐败。格拉姆·佩克用漫画的形式对当时的重庆进行了形象的讽刺。在他笔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重庆百姓支援前线，官员太太作威作福；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官员骄奢淫逸。
三十八、另一位记者斯蒂芬则开始注意到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当史蒂芬来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的秘书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o威尔克斯受她的启发，创作了一组摄影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
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说： "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 战后史蒂芬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是一个谜。在重庆虚构的浪漫，对于她，成了她的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
三十九、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正式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记者们蜂拥而至。白修德也在他们中间。他拒绝纽约总部让他颂扬蒋介石的命令。白修德回电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
三十、 1946年，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在美国出版。书中这样描述他对蒋介石的感受： "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婉惜，最后我鄙视他。"
在一位美国记者心目中，蒋介石从英雄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
第八集 延安的天空
1943年，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进入最为艰难的僵持阶段。
一个阴湿的冬日，一群外国人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不论晴雨，此地每天都有一些访客。但这群人是外国在重庆的记者，其中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美联社的斯坦以及《时代》周刊的爱泼斯坦等人。他们集体采访了董必武。表达了希望能到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进行采访的原望。
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了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都能亲眼看到。"
在嘉陵江南岸的招待所，记者们分头撰写了这次采访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查官扣压了。
记者们群情激昂，他们决定采取统一行动。联名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委员长的信，明确提出采访延安的要求。
迫于压力，蒋介石同意了这次采访。
爱泼斯坦回忆说。
爱泼斯坦（同期）：在战争期间，我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从重庆到延安的旅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次。我们去了延安、晋西北、晋绥边区、还有山西绥远地区等，那里是敌后根据地，1944年的这次旅行，足足用了5个月的时间。
尽管等待的日子十分熬人，然而总算有6位外国记者如愿以偿地去了延安。它无疑将国民党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的新闻封锁撕开了一个缺口。
延安敞开质朴的胸怀欢迎着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延安在外国记者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宽阔的高原，天气干爽，阳光强烈，这让他们感到异常舒畅。
斯坦这样写他对延安的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不如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响着宁静而又欢快的乡村乐章。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杨家岭。抗战以来，许多战略决策都诞生在这里。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划时代的战略路线。
对于初次到这里的外国记者来说，跟共产党人打交道非常自由，没有那种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
在他们之前，第一位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斯诺已经享誉海内外。那时的红色首都还在保安。在他离开陕北后不久，红色首都迁到延安。
抗战初期，许多外国记者慕名前来，其中有史沫特莱和斯诺的夫人海伦，有做过记者、以学者身份采访的拉铁摩尔，有贝特兰和斯蒂尔，还有《新苏黎世报》的摄影记者博斯哈德。
爱泼斯坦等六人集体采访了毛泽东。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带着浓重的湘潭口音，向他们发表谈话，介绍抗战情况，并高兴地与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偏居一隅的共产党人，不会放过任何向世界宣传抗日主张的机会。斯诺抓住的正是这种机会。他被获准长时间与毛泽东等众多中共高层人士交谈。在这位外国记者面前，毛泽东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心扉，使斯诺如获至宝。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红大的学员们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块为桌椅，在树下露天上课，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自己的学校。
毛泽东窑洞的灯光经常彻夜长明，在斯诺面前，他谈起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
这张背面有海伦·斯诺亲笔签名的照片是在刘志丹牺牲后的1936年10月拍摄的。
刘力贞（同期）：在红军里头的孩子就认为，当红军、当共产党是最光荣的，所以，我妈呢，就把我打扮成一个红军小战士，穿的完全是红军的服装，四个兜。啊，那么那天照相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光有四个兜好象还不够神气，那些同志们就把们的钢笔拿下来给我插上，还有的呢，就把她（海伦）的警卫员的盒子枪也给我背着，那个盒子枪没有照，因为那个盒子枪太长了，大家都哈哈哈笑。她（海伦）说我呢，穿着一身军装，就象一个小的将军，以我的父亲（刘志丹）为骄傲。她（海伦）当时也看到我在红军中是个非常受宠的小女孩，她说："（我）就是个人见人爱的一个小吉祥物。"
谈起初次见到外国人的印象，刘力贞至今记忆犹新。
刘力贞（同期）：一见到外国人就觉得特别奇怪，啊，皮肤也比咱们的白，又是深眼睛、蓝眼睛，觉得海伦和斯诺都很友好善，和气得很。跟海伦警卫员的这张照片啊，嗯，当然，我跟他照照片，那我很高兴，但是小孩嘛，又很腼腆，又想照，还又不愿意挨着他很近，毕竟比较生嘛，又有点不好意思，而且那么多的大人都围观着，看起来就好象没有跟我妈在一起那么展脱（拓）。就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我妈没有带我，是别人带的我，就又到那个会场上，看到外国人，外国人就给我照了照片，回去激动地跟我妈说，我说："外国人又跟我照了照片啦！"
当时的西安是前往延安的必经之路，这个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起点，三四十年代成了许多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的出发地。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路途，道道封锁线并没有阻挡外国记者的好奇心。《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就是躲在八路军卡车里的米袋子下，来到延安的。
一到延安，贝特兰就享受到热烈的欢迎。他被邀请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做报告的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这位农民领袖的精神智慧和平民风采，这里充满国统区所没有的民主平等的气氛，蕴育着一种顽强抗战、生机勃勃的力量。
贝特兰回忆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总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不断发来的电报。他在每一份电文上写下批语，交给一个助手，然后继续谈我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
贝特兰近乎崇拜地观察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
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于1937年10月25日整理发表，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比贝特兰早几个月来延安的是拉铁摩尔一行，这批外国记者的旅途比贝特兰麻烦了许多。
1937年6月初，他们装扮成游山玩水的旅行者，从北京到太原，然后沿铁路南下到西安，最终辗转到达延安。
一到延安，机敏的拉铁摩尔就发现，毛泽东竟然愿意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相当简单，但毛泽东仍然很有耐心地用最简单的术语娓娓而谈。
秧歌是陕北民间文化的精粹，这种粗犷的艺术形式几乎是延安的唯一娱乐方式。史沫特莱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把交际舞引进延安，成为史沫特莱的一大创新。
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史沫特莱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她挑选了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这里上课。教他们跳舞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而彭德怀宁愿坐冷板凳，也不愿挪动一条腿。外国记者们则伴随着旧唱片发出的曲调翩翩起舞，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氛围让他们感到新奇。
几十年过去了，桥儿沟教堂现在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所在地，秧歌舞仍然是这里青年学生的必修课。
在结束延安之行后，斯坦写了一本书，题为《红色中国的挑战》，他这样描述他的感受："延安充满活泼自然的气氛，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一个美军官兵。"
因报道西安事变而闻名的记者贝特兰，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外国记者对中共领导人有着各自偏爱的对象。斯诺偏爱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朱德，海伦偏爱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本人偏爱的则是贺龙。
斯诺最早向世界成功地展示了毛泽东的形象，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伟人林肯来作比喻：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还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场面，平淡而又生动，她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一个身材短小而健壮，穿着蓝布制服的军人从点着一支蜡烛的桌旁站起来。于是我见到了多年来我在写文章时一再提到的那个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红军的父亲。他早已年过半百，皱纹很深的面孔和蔼可亲。他丰厚的嘴这时咧出一个宽阔的表示欢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搂住他的脖颈，吻了他的双颊。"
朱德不仅像一位慈父，而且还是位骁勇善战的将军。
1944年来到延安的斯坦对聂荣臻留下深刻印象，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有这样的描述："聂荣臻将军身高体瘦，看上去比他的46岁这个年纪要年轻些。他穿着与普通士兵一样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见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齐。他那长型的显得机智的脸，像他整个人一样，显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纪律性和气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谦虚，很幽默。"
几个月后，在重庆，负责给美国国务院提交外国记者团延安之行分析报告的佩克，见到了从延安归来的斯坦一行人。
在与这批记者的交谈中，佩克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佩克和记者们都已经感觉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而鲜明，以至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抗战胜利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拉开了内战的架式，延安平静的生活开始改变。
1946年8月，已年届花甲的外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坐美国军调处的飞机，由北平飞抵延安。她被安排住在被人们称为"美国大院"的美军观察组的窑洞里。
毛泽东与再次来中国访问的安娜o路易斯o斯特朗谈话时，对未来的胜利似乎充满了信心。
斯特朗从1925年以来多次到中国，先后采访过冯玉祥、吴佩孚、宋庆龄、鲍罗廷等一系列风云人物，但恐怕这一次她的访谈录才真正成了传世之作。在这棵沙果树下的石桌石凳边，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对斯特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久，这句名言传遍了全世界。
两年多后，1947年1月，负责调解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未能完成世界瞩目的政治使命，黯然离开中国。
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即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马歇尔：
"中国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千千万万的农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里的农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看来，这位新闻记者比资深军人和政治家马歇尔更了解中国革命。
国共双方的较量从谈判桌转移到战场。1947年2月，11名美国记者随同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后一批人员从南京撤回延安，这是他们对革命圣地做的最后一次联合采访。
采访完毕，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这样描述他离开延安时的情景："毛泽东围着一条羊毛围巾站在延安机场的飞机跑道上，望着远处的山谷，正在沉思。"
当我走近他的时候，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几乎有些勉强地垂下视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他说："你要走了。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如实地写下来吧。"
我说："毛主席，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确实暗淡，将来会怎么样呢？"
毛泽东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国名字称呼我，慢声地说："罗德烈，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平来看我。"
整整两年后的1949年，同样是2月里的一天，《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情景。首先跃入他眼帘的是："队伍中有几百辆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美国军用卡车……后面有几十门美国大炮。"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最后日子里，美国《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现出它特有的敏感，周刊特邀请法国著名摄影记者布列松深入北京，采访拍摄。1949年1月3日《生活》周刊登载了布列松拍摄的北京照片，以《北京，最后一瞥》为题配发了文字说明，从打太极拳、逛旧书摊的人们到茶馆，从紫禁城到胡同，从军警到部队，从养鸟的人到葬礼，布列松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北京城，以其特有的镜头表述方式记录了北京人和北京文化，在美国人看来，北京的得失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北平和平解放后，《生活》周刊的编辑独具匠心地发表了一组历史照片，题为《国民党的兴衰》，用图片回顾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最后的镜头定格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伟人身上，图片说明只有五个字：红色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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