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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里的故事
"两极之旅"手记（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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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圣地亚哥的第三天，摄制组兵分三路，我与第一组将留在这里。分手前，地陪克雷斯蒂要带我们去一家据说是最地道的智利餐馆，这是我们到智利后吃的第一顿智利餐。
晚上九点，天还没有全黑下来。我们的车停在一处普通的民居楼旁，没有餐厅的招牌，没有餐厅的门面，也没有提示灯光，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会有餐厅。
顺着门洞走过去，推开一扇普通民居一样的门，餐厅才出现在我们面前。室内几乎没有什么装璜，墙上贴着一些显得破旧的招贴画，角落里摆放着破旧的、但也不失别致的摆设，比如一架古老的电话，看上去可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还有一台古老的计算机，样子很古怪，园桶型的机器上是一排排的数字，键盘是老式打字机一样的按键，我想现在肯定不会有人再使用它。最显得特别的，是满墙都是各种文字的签名，用成千上万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有的甚至签到了房顶上。除了各种西文，还有日本、韩国、阿拉伯等文字。仔细找去，还找到了“XX到此一游”的中国字。
餐厅的老板是一个体型肥胖的智利人，爽朗健谈。看到我们的摄影机在拍他，更是起劲地介绍起他的餐馆。这位老板兼厨师，待我们落座后专门跑到我们面前，讲解起他的故事。
他说，二十年前，圣地亚哥有很多法国餐馆，他气不过，就开了这家智利菜馆。在他看来，智利菜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他既不要门面，也不做宣传，他相信，只要菜好，人们会自己找上门来。结果，他把法国餐馆打败了。老板讲到兴奋处，有些手舞足蹈，说今天要给我们做最地道的智利菜。
老板显然是个夸张的人，但他对自己这番事业热爱的激情，的确让人觉得可爱。从满墙的签字也可以看出，他有理由为自己而沾沾自喜。
菜一道一道上来，但我对这些地道的智利菜实在不敢恭维。可能是不和我的口胃，而不是他的手艺不好，对他的自信，我只能这样来对自己解释了。
可是让我觉得有趣的，并不是他做生意的手法，而是他那种另类的、又略带一些可笑的爱国情怀。在我们那里，早在“五四”时期就有过关于“国粹”的争论，直到现在，复古仍然会受到指责，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义往往是一个带有贬意的概念。而从老板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多一些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无论他是作什么的，也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的，那对一个国家将是一种幸运。
在我们住的酒店对面，有一家小智利餐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去注意它。一天，我们的车队长陈吉勇告诉我，他看到一个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的中国人，他跟过去一问，原来就是这家小餐馆的老板。
出于好奇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店。
小店布置的精致且洋气，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做低档生意的中国餐馆。老板五十来岁，不善言辞，几乎所有的话都让老板娘说了。老板娘是哈尔滨人，有着东北人天然的豪放与健谈。见到我们，更象久别亲人一样，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倾诉起来。
她原来是哈尔滨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的经理，官属科级，从十几岁站柜台起就吃国营的饭。丈夫原在哈尔滨银河宾馆作厨师，是那种能做成套大宴会的高级厨师。
七年前，丈夫在一个叔叔的介绍下，来到圣地亚哥，在一个中国餐馆中作厨师。四年后攒了一笔钱，准备自己开一家餐馆。
老板姓王，原本是北京人，68年去山西的侯马插队，后来去哈尔滨投靠亲戚，算是进了城。再后来在大宾馆找到工作，学做厨师，又娶妻生女，就再没有回北京的念头了。
这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老板一家的命运。老板很适应智利的生活，想在这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而老板娘并不想来，还想作她的国家干部。但为了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老板娘还是提前办了退休，卖掉了哈尔滨的两处房子，带着女儿来到圣地亚哥。
老板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富人区开起这家还算豪华的餐馆，想凭自己的手艺做高档生意。从中国用集装箱运来桌椅和各种调料，包括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每天早上，他就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但是圣地亚哥一共只有一千多华人，华人餐馆就有200多家，他只好以智利餐为主，兼做一些中国菜。
当我们问生意怎么样，生活还好吗时，老板娘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满腹的牢骚。
这里的生意并不好做，除了学着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要学着和智利人打交道。丈夫为人大度，还有北京人特有的大方，智利帮工常利用这一点不干活，顺东西。为此夫妻俩没少吵架。在这里吵架也是一种感情交流的方式。
老板娘接手管理后，拿出当百货公司经理时的架式，事无巨细，一手包揽。因为不会讲西班牙语，就教智利帮工讲汉语，现在她可以用汉语与智利工人作简单的交流。饭店的生意也因她有了起色。
当我们提出要拍些她的生活情况，她执意不让我们拍她们的家。她说，不愿让哈尔滨的家人看到她住的地方。在给家人能电话时，一直说这里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比原来差了许多。我们来到她的住房，的确很小，除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放箱子的架子，已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最后我们问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老板娘说，一切都是为了女儿，最大的愿望也是以后女儿能过得好。女儿今年19岁，正在圣地亚哥上高中，以后准备在这里上大学。老板说，最大的愿望是开一家真正的中国餐厅。现在每到周末，他都会步行五、六个小时，在圣地亚哥城里转，物色一个好的门面，准备卖掉这家智利餐厅，新开一个象样的中餐馆。尽管整天忙碌，也有不少烦恼，但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新的生活，并将继续追求下去。
人生有时是不可琢磨的。老板与我都是同龄人，三十年前都插队在农村，那时有谁能想到我们今天是怎样的呢。过去，为了追求那种遥远的理想，总愿意把人生的意义分成三六九等。以后，当你见多了各种人生的状态，就会觉得其实人生的意义是那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快乐。在陕西偏远的山村，曾和我一起干活的那些老乡，一辈子无欲无求，虽然苦，但仍快乐地活着。老板夫妻，在远离故土的地球这一边，虽然艰难，但就因为那一点点小小的愿望，而充满了生活的动力。相比之下，那些追求伟大人生的人，似乎活的很累，而且也会很少快乐。
在我们的拍摄计划中，有一集是拍智利的葵卡舞。葵卡是智利一种典型的民间舞蹈，最早由秘鲁传入，后来秘鲁反倒失传了。由于葵卡属于民间舞蹈，近年也渐衰落，除了过年过节或庆祝活动，平时已难看到。平时，只有在一些餐馆还有表演。于是，我们又来到了餐馆。这是家叫做“帅哥餐厅”的智利餐馆。装璜考究，规模很大，看样子可容纳四、五百人就餐。一排排长桌有二、三十米长，这使人想起当年去过的慕尼黑啤酒节，也是这样的长条桌，人们围在一起喝酒狂欢。餐厅的中央有一个台子，每晚在这里表演智利舞蹈，这也使它成为圣地亚哥少有的几家特色餐厅。
霍尔豪是我们从二十多个演员中选定的拍摄对象，三十岁，身材健美，却看上去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从那高高的鼻子，可以看出，他一定有着马普契人的血统。
霍尔豪从十几岁开始学习跳舞，二十岁开始到处演出，葵卡舞是他最拿手的，1998年获得智利全国葵卡舞大赛的冠军。
谈起葵卡舞，小伙子充满感情，他说，葵卡舞是智利的国粹，也是他生命中的最爱。为此，几年前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专门跳起舞，不仅是自己爱好，也是为了让葵卡舞更普及，有更多的人认识。每晚在餐馆跳舞，每月收入只有300多美元，仅够日常生活，因此，他现在仍没有结婚，他说他并不后悔。
在霍尔豪的推荐下，第二天一早我们起程去拍摄一个有葵卡舞之乡之称的农庄。在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为什么去那里，因为，他就出生在那里。
农庄名叫比贝由，离圣地亚哥50分钟的车程。一路驶去，窗外的风光十分诱人，左面是高高的安第斯山，山顶部位还有白雪，右面是一片片的葡萄园，充满了生气。农家散落在画一样的田园中。
农庄十分宁静，听得到鸟的叫声和微风吹来的声音，空气中弥散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土坯做的房子，木栅栏围成的院子，可以看出主人并不富裕，主人就是霍尔豪的叔叔一家。
进村先遇到霍尔豪的表弟在溜马。看上去就是一个健壮爽朗的农夫。我们的主持人田野在与他的交谈中了解到，这原是野马，这里的男人，到了冬闲就结伴到安第斯山里去驯野马，然后回来驯养后卖掉，或让它们生马驹来卖。他们二十多个人去山里，一次二十多天，能捉到五、六只野马。每只能卖到五、六十万比索，相当于八、九百美金。安弟斯山的马，很高大，昂头挺胸，看上去很精神，经过驯服后却也听话，连我们一行的主持人和摄制组的人也能骑着奔跑。
在叔叔家的园子里，霍尔豪给我们组织了一场葵卡舞。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会跳，只要音乐一响，就都吸引来了。
葵卡舞，分农民的葵卡和牧民的葵卡。两种舞有不同的服装，牧民的葵卡更注重脚部的动作，服饰也更讲究。
葵卡舞节奏明快，热情奔放，一男一女对跳，最早可能是民间男女表达爱慕的一种仪式。现在却成了一种有固定套路的舞蹈。
葵卡舞的服饰很讲究，女子穿花裙，手拿白手帕，男子一身黑皮衣，肩上披着羊毛织的花条大披肩，头上带戴着非常平整的硬壳呢帽。牧民的葵卡，则还要穿带马刺的马靴，手拿马鞭。跳起舞来反差分明，加强了舞蹈的节奏感。
说来奇怪，那些散发着泥土气的民间文化总会在那些散发着泥土气的地方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充满了糟杂和商业味的城市，人们只会把它当作吃饭时的一种视听佐料来品味、来议论，一旦厌倦了就不会再去注意它。而在真正的乡间，它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精神的一部分，它会作为一种生命的跃动，溶化在血液中一代代地传下去。
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帅哥餐厅”，真正来看一次霍尔豪的表演，因为昨天，我们只是来联系而没有拍摄。
餐厅几乎坐满了，不下三、四百人。经主持人介绍才知道有来自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美国、秘鲁、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的人，许多人是游客。台上表演着各种南美和南太平洋岛民间舞蹈，压轴的是霍尔豪的葵卡舞。餐厅里的情绪逐渐热闹起来，开始随着演员们起舞。到最后霍尔豪打出一面智利国旗跟着舞蹈的节奏舞动。这与我们在乡间看到葵卡已经有些不同，这中间加进了爱国的内容，这大概也就是霍尔豪对今天的葵卡舞的一种理解。(钟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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