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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割开的血管——波托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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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0岁的孩子登着车轮攀上了卡车。这是接送矿工下井的卡车。坐在车帮上的《极地跨越／两极之旅》联合摄制队波托西分队的专家报告人刘小汉赶紧把孩子搂住，车实在太颠了。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分格的木盘，格子里装着不同的矿石。他是帮助妈妈分矿的。
8日一早，摄制分队来到17世纪的世界银都波托西的主矿山——富裕山，看到被含汞的毒烟熏了几个世纪的大山早已寸草不生。分队队员套上防水工作服，戴上电石灯，来到矿井口，却没有看到铁轨。矿工用小独轮车把矿石推出坑口。
这不叫矿井，这是七扭八歪的山洞。矿洞里的岩石犬牙交错，崎岖不平。洞子随着矿脉上下左右地拐，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爬过。一处长长的斜洞子坡度有70度，摄制队员只能顺洞子排开，把摄像机传下去。我想起早年在云南个旧锡矿参观“忆苦洞”，那里的洞子一处叫“苍蝇搓脚”，形容人在湿滑的斜洞里爬不上去；一处叫“长虫蜕皮”，形容人爬过窄洞的情形。波托西的矿洞也是这样。井下的运输工具除了独轮车还有橡皮篓子。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洞里爬着拖运一篓矿石要有多吃力。洞里传来稀稀落落的锤手打钎的声音，走近看，是东一个西一个的矿工用短柄手锤开凿岩石，剥离细小矿脉中的矿石。矿工们没有防尘口罩，个个腮上鼓着一个大包，那是含在嘴里的古柯叶。井下的人，咽下浸润过古柯叶的唾液，以维持体力。矿区遍街都是卖古柯叶的小摊。
刘小汉在灰色的岩石中看到缕缕矿脉，有的银锡共生，有的银锌共生。到第五层井的大掌子面，看到有两厘米宽的银色矿脉。有些矿石拿在手里，几乎就是拿着银块。
据说，１５４５年某一天，有一个名叫瓦伊帕的印第安人追一匹跑失羊驼，夜宿波托西。他点燃篝火驱寒，火光照亮了银光闪闪的矿脉。消息传开，贪婪的西班牙人雪崩似地纷至沓来。那时，早期资本主义的金融活动急需白银等贵金属，而欧洲的波希米亚、萨克森以及蒂罗尔等地区的矿脉已接近枯竭。
摄制队拍摄了波托西的造币厂。砖石结构粗笨的圆形建筑里，陈列着水桶大的坩埚，坩埚下是银锭的铸模。管理员说当时用的燃料是木炭和驮羊粪。造币厂里的各国货币和铸模数也数不清。管理员说：“从1773年到1865年，这里每天铸造6000枚银币。这些银币运往欧洲各国。”继波托西之后，在墨西哥境内又发现了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两个富银矿。１７世纪中叶，白银已占拉美矿产出口的９９％。根据当年的交易记录，仅１５０３年到１６６０年的一个半世纪内，自拉美运抵西班牙的白银达１６００万公斤，超过全欧洲白银储备总量的３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量。拉丁美洲流出的白银实际上是一宗全欧洲的买卖，它不仅供应了整个欧洲白光闪烁的银器，而且在工业积累的关键时刻滋润了欧洲。
仅仅２８年，波托西的人口从１５４５年的１·４万人增至１５７３年的１２万多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一样多。到了１６５０年，它已拥有１６万人口，是北美波士顿人口的１１倍。从１６世纪中期至１８世纪中期，波托西是美洲大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对桑乔说了过一句话：“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这句话今天仍是人人皆知的西班牙谚语，波托西成为富裕和辉煌的比喻。在１７世纪初的波托西，人们可以买到西班牙的丝织品、波斯的地毯、阿拉伯的香水、中国的瓷器、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和印度的宝石。城里有３6座装潢华丽的教堂、１４所舞蹈学校和多处赌场。教堂的圣坛和宗教游行里小天使的翅膀是用银子做的。一个宗教节日，可上演了６天喜剧，举行６个化装晚会，进行８天斗牛；一次宗教庆典，可以把从主教堂到修道院教堂长长一段路面的石头全部挖掉，铺上银砖。
１８世纪，随着白银经济的枯萎，波托西开始衰败。波托西富饶的银矿供养了欧洲工业和城市的成长，却没有使自己成长为工业化的城市。西方拿走白银、抽走资金以后，波托西就剩下污染、被挖空的大山。人口比４个世纪前减少了３倍，昔日豪华的教堂今天变成了食品仓库，昔日艳丽的宫殿今天成了牙医诊所。
他们当时甚至没有想到为了提高生产率改变一下矿山的劳动条件。观众不久可以看到摄制队拍摄的今天的矿井。在一处进入危险地段的巷道前矿工设置了一个山神像，头顶两角，长着山羊胡子。带路的矿工恭敬地摘下安全帽，给山神像点上烟，撒上古柯叶，敬了酒，祈求山神保佑井下平安。为尊重矿工的习俗，摄制队员也一一学着做了一遍。带路的矿工说：“我们也知道这样生存很苦、很危险，但我们只有这样生存。”为了生存，妇女和孩子也在选矿、分矿，实际上就是拣点矿石卖钱。
我切齿诅咒那尊安着死羊眼的山神泥胎。它根本不通人性。波托西繁盛的300年里，800万印第安矿工在井下丧生。800万。这300年里，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甚至连1607年当时的殖民地总督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中也不得不承认：“运往西班牙去的已不是白银，而是印第安人的鲜血和眼泪。”
我二十多年不读政治经济学了，今天我记起了马克思得出的四个字-—“剩余价值”。
(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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