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之所以成为现代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它承认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会犯错，会给公民权利与自由带来伤害。但我们总感觉到，国家在人权保护上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尤其是一涉及到强权阶层，总是显得谨慎有余。这次国家赔偿法“大修”，单方面强调了国家赔偿责任，却对责任人的处罚手段轻描淡写。国家赔偿只是遥遥法制健全之路的一小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被蒙冤之人获得公平赔偿的同时，也看到冤狱的制造者、责任人能够收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无疑，国家执法机关中存在的权力滥用和对公民人权的藐视，才是导致大量冤狱形成的深因。为官者毋需为违法抓捕负任何责任，权力傲慢最易滋生权力滥用，这让他们往往容易对公民产生恶意推定，轻视民众人权和尊严，“自由裁量权”让某些法律执行者权力意识膨胀、程序观念淡薄、无视国法民权，公民稍有触犯其利益的越线嫌疑，就先拘了再说，若有差池有国家给顶着“雷”。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局面不改，国家有多少钱也不够赔！
要想让国家赔偿法“大修”的利好落地，就得同时修改该法的赔偿程序：改变司法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总裁判的尴尬现状。正如专家提议，不妨考虑将统一受理国家赔偿案件的机构独立出来，可以在政府或法院设立国家赔偿受理中心或国家赔偿申请中心，类似政务大厅和政务超市一样，所有的国家赔偿案件一站式解决。如此一来，方可有效简化申赔门槛、防止权力卸责干扰、避免决而不赔等现象出现。
作为经济救济的国家赔偿，必须获得相应资金支持。从目前来看，这样的国家赔偿资金主要是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一些地方强调这种资金原则上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分级统筹、分级管理、分级发放。为此，一些地方国家赔偿资金也曾出现无米之炊的尴尬。现在，对被拘捕后最终被发现无罪者支付国家赔偿金，就很可能让国家赔偿资金更加窘迫。涉及到公共财政的使用，就必须满足相关的审查条件。由此，那些行使“合法报复权”行为，自然也就得接受相关部门与公众的审查……
任何权利的受伤，便不可能只是经济物质、工资收入层面上的受损，更是精神人格、尊严上的受难、创伤。那么，为了向这种受难、创伤表达最充分的致歉，彰显国家最诚挚、富于善意的责任感，为了麻旦旦、佘祥林之类悲剧的不再重演，包括精神赔偿、不以简单平均工资为限的国家赔偿范围、标准，便不能不进行彻底、根本性的“翻修”。
草案以“致人死亡、残疾或者严重精神损害”作为条件，显然是参照了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的规定。中国人有“生不入公门”的传统，个别关押场所还存在牢头狱霸，被“关进牢里”在中国人的情感上是件极其羞耻的事，势必造成当事人严重的身心损害，这和民事意义上精神损害有着根本区别。
“合法”的损害会发生吗？这当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假设。在司法现实中的一种常见情形是，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又被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但是法院审理后却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判决其有罪。当犯罪嫌疑人被还原为无罪公民的时候，谁又能为他这一场被剥夺自由的噩梦提供一个说法呢？自由是恢复了，可是丧失自由的那些代价，按照原来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将很难得到赔偿，因为相关国家机关并不一定存在或者很难证实存在违法行为……
从国家赔偿法理应体现的更大国家诚意和善意———让公权力更充分地受制约，让公民权利更得保障、更受尊崇———来看，现有的立法修正，仍显得远远不够。……在著名的陕西“处女嫖娼案”中，受害人麻旦旦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仅得国家赔偿74.66元。而湖北省京山县杀妻冤案主人公佘祥林，蒙冤入狱11年，最终所得到的国家赔偿也仅是11年的平均工资…… “国家赔偿法”被寄予了纠正国家机关错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立法机关应正视民众的合理期许，提高赔偿标准、扩大赔偿范围、简化赔偿程序。只有“国家赔偿”不再是窄门，民众的负面情绪才会被疏导入法治理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