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是自去年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以来，山西坊间广传的民谣。“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去职，孟学农所留“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真言。“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无适当人选任市委书记，这个书记职位成了“火山口”。官员任职如果也能这样挑肥拣瘦，那为人民服务岂不成了空口白话？晋官缺位，想说上任真有这么难吗？
当今中国，有人不愿意当农民，有人不愿意当工人，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当市委书记呢？这不是发高烧不出汗——胡说吗？假如真有这种咄咄怪事，也只能说明和市委书记级别相当的党员干部，不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去那里冒险。如果是派那些级别低的党员干部去就职，很多人会因此而抢掉帽子的。
一个临汾市委书记的人选真是那么难找吗？我看还是没有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山西难找，为何不在全国找？如果要熟悉了解临汾情况的人选，不妨来个不拘一格降人才，该破格提拔的就来个破格提拔，还可以发动临汾全市党员民主推荐、选出新的市委书记，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市委书记的人选。
矿山事故再容易发生，也是有法可想，有招可治。拖延只会更被动，积极应对才有出路。只有大胆改革官员选拔任用机制，让敢立军令状的最适合人选去当临汾的州官，各级又能给予鼎力相助，“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临汾书记干不干，矿山安全说了算”的坊间民谣就能彻底改写，临汾矿山的状况定能得到改变。
不是难当,而是有些人不敢当,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站出来，不要明哲保身，听党选择，我想如果焦裕禄活着会有人当的。——网友
山西经济“一煤独大”，千军万马挖（“抢”）煤，可谓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 但凡瞒不住的矿难，还多半涉及腐败。呜呼！官商勾结、制度不彰、法治虚设、监管成摆式、既得利益集团贪婪分赃，整个一团乱麻。干事的或腐败的晋官，其实都坐在火山口上。 ——网友
我们一直赞誉的问责制度有些尴尬了：出了事故不问责当然不行，可问责吧，除了换个新官上任以外，似乎根本达不到问责效果。单纯对政府官员问责免职显然不是治理矿难的有效办法，对于治理矿难事故来说，仅靠一地官员之“奋发有为”、“励精图治”恐怕根本不够。 ——网友
官员问责制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煤炭安全生产问题。在矿难、溃坝等所有的群体灾难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影子，地方安监部门、地方官员与非法矿主结成利益共同体，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网友
临汾是矿难高发的地方，出了问题，一把手很可能被“问责”，撸了乌纱帽不说，弄不好连提拔前的官位和职级都没有了。我们需要问责制，但不需要迫于“形势需要”“挥泪斩马谡”的问责制，一旦发生事故，上级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拿掉一把手，被问责官员稀里糊涂当了“挡箭牌”。这充分说明，高压下的事故问责制已经严重扭曲，严重影响了干部用人制度的常态运行。
做官自然不是前仆后继去捞钱，我相信怀着大刀阔斧、锐意革新决心的官员也不是少数，但时间是一个问题，任何作为毕竟建立在熟悉民情的基础上，更换太过频繁必然使部分官员走向深水区的脚步戛然而止。同时，山西一出事，往往海内震动，稳定繁荣的客观需求也并不允许海瑞式的铁腕把当地掀得一片狼藉，这样就出现了为前任善后，然后被继任善后的奇观。我们不必惊叹山西怎么了，临汾市委书记的空缺恰恰验证了一种从“出大事”到“少出事、不出事”，再到“别找事”的官场逻辑，所以并非“晋官难当”，实在是官场逻辑难以抗拒。
依靠这样的制度，当中国还在为煤炭安全绞尽脑汁的时候，南非已经为煤矿的“零死亡率”目标而努力了。在当下过于依赖“人治”的体制下，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已然病变的制度治理，而南非的成功案例则更似一面镜子，它昭示着矿难治理中制度治理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的具有普适性的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对“血煤”对症下药，“辞当晋官”的官场乱象才能更少上演。
在还有跑官之风盛行的今天，怎么就唯独临汾市市委书记一职空缺了呢？众人心知肚明的答案竟然是：害怕因迟早会来临的矿难而承担安全责任，以至于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我们的人民公仆都到哪里去了？在位一方，就要造福一方，在职一天就要为百姓谋福一日，谁知今天竟出现了官场上挑肥捡瘦的一幕。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