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基本建立起了一整套国家机制。这其中虽然有不尊重实际情况、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成分，但也的确为我们党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所以有人说瑞金的这段历史可以称得上是我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我们在瑞金叶坪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安部为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举行揭幕仪式。从90年代开始不断有各机关部委来瑞金寻根问祖，现在瑞金的很多中央机关的旧址就都是这些单位出资修整的。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国家银行、对外贸易总局等。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毛泽东逐渐被左倾路线剥夺了军事上的指挥权，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工作上。他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等现在看来仍然十分值得借鉴的文章。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曾在报告上强调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正确经济思想影响下，一段时间包括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国家银行、对外贸易总局经济职能部门制定了不少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财政经济货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苏区经济的发展。可惜的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战争的影响，这些正确的政策没有得到坚持，苏区的工商业也日渐萎缩，纸币和国债的发行也超过了实际能承受的能力，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期、第二期是革命战争公债，发行得很好，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发行量是相当大的，原来计划是300万，发行到后期时，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就出现了硬性的摊派这种情况。以后的实践一再证明，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一抬头总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工作方面所进行的这次预演，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刘戈 王颖 刘娜 刘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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