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孟二冬,1957年1月生，安徽宿县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教研室骨干教师。1980年宿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教授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分配到烟台大学任教后担任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考取袁行霈先生博士生，1994年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两年。

　　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陆续出版了《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登科纪考＞补正》、《陶渊明集译注》、《韩孟派诗传》、《中国诗学通论》等多部重要论著，发表《中国文学的乌托邦理想》等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400多万字，获国家图书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2004年3月至4月底，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了北京大学对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的教学工作。支教期间，出现严重的嗓子喑哑，仍坚持为中文系的学生和教师授课。经诊断，他患了食管恶性肿瘤。在先后经历三次大手术后，仍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日前，教育部党组决定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活动，北京大学党委决定授予他“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和“北京大学优秀教师标兵”称号，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他学习。

　　大红的毛衣,深灰的暖帽,舒展的面庞,和蔼的笑容,闪烁的星眸,这就是记者见到的身患食管恶性肿瘤,一年中做了开胸、开颅等三个大手术的孟二冬教授。

　　黑色的钢琴,一幅题为“春意浓”的国画,画中粉红的春桃,三只缠绵飞绕的蜜蜂,显露出无限生机。这就是记者走进的孟二冬教授的家。

　　为学之德

　　孟二冬教授家温馨、简朴、洁净、素雅。最让人过目难忘的,还是满满两面墙的书柜。

　　孟二冬教授是2003年才搬进这个90多平方米的新居的。此前十几年,他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一座“筒子楼”里。“他舍不得离开那儿,说那儿离北大图书馆近,查资料方便。”妻子耿琴的话语中充满了疼爱。

　　就是在那间“筒子楼”宿舍里,孟二冬教授完成了上中下三册100多万字的《登科纪考补正》,转眼就是7年。这部专著最终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

　　这7年里,只要没有课,孟二冬教授准时早上八点拎个水杯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成了图书馆的固定读者,每天与馆员一起上下班。

　　就在孟二冬坚持在图书馆坐冷板凳、翻故纸堆时,社会上名和利诱惑的浪潮不断向大学校园袭来。有的忙于捞外快,有的攒畅销书,一年出十几本。他付出了大量心血,得到的稿费却只有3万元。就是这3万元,他还全部换成了著作,送给自己的老师和学生。

　　为师之德

　　2004年3月1日,按照北京大学对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援”计划的安排,身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孟二冬来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支教。

　　3月8日是孟二冬到新疆讲课的第二周,他的嗓子开始沙哑,还常伴着剧烈咳嗽。同学们发现,课堂上,孟老师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不得不用起麦克风。尽管这样,孟二冬没有休息一天,一丝不苟地完成了8周共80学时的教学任务。

　　4月26日上午,中文系《唐代文学》课教室里座无虚席,这是孟二冬在新疆的最后一课。这一课是如此漫长,他的发声越来越艰难,呼吸越来越沉重。这一课又是如此短暂,孟二冬以渊博的知识讲解着唐诗之美,学生们忘记了时间的存在。下课的铃响了,孟二冬在热烈的掌声中踉跄走下讲台,走回房间,吐出了压抑已久的鲜血。

　　孟二冬被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已患食管恶性肿瘤。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恶性肿瘤几乎填满了他的食管,并严重挤压着他的气管。

　　一年来,他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无法再上课了,但是他依然关心着自己带的博士、硕士生。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发现2004级博士生刘占召结婚后生活困难,便将自己节省的钱送给他用;在学术上不放松要求,学生论文中一些细微错处,他都认真地批改过来;注重培养为人的品格,2005级硕士生蔡丹君去医院看望他,他在病床上语重心长地给这位新弟子上了第一课,从治学到做人,从生活到理想,娓娓道来,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而第二天他就要做开颅手术。

　　病情历经了几次反复后,孟二冬一心琢磨着要把剩下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利用起来。于是,他向系里提出借用一间校内单身宿舍,以便与同学们随时交流。“多活一天,就要多和学生待一天。”

　　为人之德

　　月光照进孟二冬教授家的窗户,掠过一株茂盛的绿萝,绿叶顶端一大簇淡紫色的碎花在阳光下裹上了一层柔柔的光晕。“那是我女儿后放上去的绢花。”孟二冬教授嘶哑的声音中透着几分得意。

　　孟二冬教授有一个正上大四的女儿。他生病后,女儿每天都要从学校回家来看爸爸。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亲吻爸爸。

　　前两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女儿从外面回家,忘了带钥匙。走到门口,突然想起这正是爸爸午休时间,怎么忍心打扰他休息呢!乖巧的女儿在门口静静站了许久,只怕惊扰了爸爸的梦乡。

　　第二次手术之后,为尽快恢复体力,孟二冬教授坚持锻炼,每隔一周就由妻子陪同爬山。“他还踢足球呢!”妻子耿琴忍不住“曝料”。

　　孟二冬教授家中，摆放在书柜显眼的照片是他父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父母远在安徽阜阳，年事已高。因为怕老人家担心，孟二冬教授夫妇至今没有把病情告诉父母。孟二冬教授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父母的身体。

　　为志之德

　　孟教授生病之后，就练起了书法，最爱习练的是“尺璧非宝，寸阴是竟”八个字。练的是字，磨的是心。而这份心，不仅是对病后自己的鼓励，更是他要坚定自己一贯与时间赛跑的意志。

　　“多年了，他每天晚上11点半睡觉，早上4点起床，写东西，读书，用的都是早晚赶出来的这点时间。”耿琴又是佩服，又是心疼地对记者说。

　　孟教授的志还不止于此。一年中，他做了三次大手术，切食管，切气管，开颅，放疗又化疗，但他从不戚戚哀哀，说起他的病，他受的苦，他只一句话带过，但要说起手术后去学车，并拿下了车本，说起他术后还参加了中文系的教职工运动会，说起他术后上场踢足球为两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举办告别赛，他眼神明亮，满面神采。

　　他是乐观的，这乐观不是装出来的。这乐观来自于他对人生的信念，来自于他做人的境界，来自于他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知识分子的追求！那摆满了客厅四壁的书架里的书代表主人表达着这种乐观，《中国通史》、《外国历史名人传》、《邓小平文选》、《西游记考论》、《古今碑帖集成》……书也告诉人们，文化是如何将人熏陶，又是如何将人锤炼！

　　文化对他的熏陶和锤炼是全面的，也是细致的。他练字，从习正楷起步，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和现在许多人的浮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一些东西是那么的执着，又对一些东西，是那样的淡泊。

　　孟教授家中，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点缀着花草，即便在阳台的顶棚上，也悬挂着一盏南瓜装饰的灯。南瓜金黄而饱满，成熟丰硕，展示着主人在事业、家庭与人生上的丰收，而这份丰收中，凝聚的是主人的为学之德，为师之德，为人之德，为志之德。（记者 罗旭 王庆环）

　　袁行霈教授眼中的孟二冬：富有生命力的执著追求

　　孟二冬博士是和我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青年学者。1981年,他从安徽负笈北上,以进修教师的身份踏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跟我研修唐诗。当时我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沉默寡言,笃实好学。寒假前,他交来一份关于韩愈古文的读书报告,我很赞赏他能拈出“文气”二字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范畴进行探讨。当时我正有兴趣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结合起来,文气论作为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便约请他和我一起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就是以韩愈为中心,溯本追源,从“气”的本义开始考察,对历代有关“文气”的原始资料,一一加以搜集整理,以期找到文气论的发展脉络。他当时并没有对我的想法表现出十分的兴趣。想不到两个月之后,他送来一份数百页的资料长编,不仅包括了文学,而且涉及哲学、音乐、书法、绘画、医学等领域。一个人在承诺一件事情的时候,话是如此之轻,以至不敢确定他是否真的想做;而在做的时候却肯于花如此多的气力,以至深怕他过于劳累,这样的人太值得信任了。我们在这份资料长编的基础上,拟定了文章的框架,由他写出六万馀字的初稿,经过我两次增删修改,提炼出几个重要的结论,终于完成了一篇将近四万字的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来北大访问,恰好和我讨论文气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有一篇长文快要完成,以后会寄给他,向他请教。他对我们的论点和论文的写法很感兴趣。遗憾的是,当这篇文章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发表的时候,刘若愚先生已经溘然长逝。我之所以在这里不惜笔墨重提此事,是想重申: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孟二冬博士的研究基础。此后,我一再告诉他,一个学者至少要有两块园地,研究文学史的人如果能够兼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出入于两者之间,所做出来的学问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境地。

　　1985年,二冬第二次跨进北大的校门,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当第三年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定了韩孟诗派。他的硕士论文——《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得到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他的答辩胸有成竹,十分流利,和平时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这篇论文很快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1986年第6期),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占据了学术前沿的优秀论文。特别应当提出来的是,这篇论文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文学与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互相打通,是我在1979年提倡过的那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

　　二冬取得硕士学位后,到由北大支援的烟台大学工作了三年。1991年,他以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三进北大,那年他已经三十四岁,和十年以前初进北大相比,已经成熟多了。他仍然以韩愈为中心,进而将研究的范围扩展为整个中唐,对中唐七八十年间诗坛的面貌、诗人的心态以及社会的风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终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唐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论点。论文几经修改,定稿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掩卷沉思,感到这位青年学者在十几年内跨出的步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唐诗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关于这篇论文的具体论点和精彩之处,已见于此书的提要和结论,无需我再赘述。我想说的有两点:一是将文学与其他邻近学科互相打通,进行综合研究,这种方法是富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的。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需要有广泛的文化素养,既站在文学的本位,又要有哲学的思维、艺术的感受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实在是不容易驾驭的。第二,注意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且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作为研究对象,这是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动向。这也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将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文学家们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考察,既注意他们的时代共性,也注意他们的个性差异,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得出新颖的结论。孟二冬博士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两个新的趋向。任何一篇论文所提出的论点,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所有人的赞同,但是二冬在以上两方面的开拓,是无论谁也不能忽视的。

　　二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也一直鼓励他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结合起来,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点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21世纪的学术之路将更加艰难,任何一点进展都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二冬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我自己有太多想做而一时还做不完的事,能够寄希望于他,感到很大的欣慰。(袁行霈) (此文为孟二冬所著《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一书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光明评论：为人师表　道德高尚——向孟二冬教授学习

　　孟二冬教授是一个为人师表、道德高尚的人。“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作为一名教师，孟二冬教授身上浸透着师者的博大、尊严与热情。他心中有志、有智、有德、有情，在三尺教坛之上，在著书立说之中，在为人处世之间，以文化的深厚蕴涵与生命的

　　火热激情，滋润和温暖了周围之人。孟二冬教授用服务祖国、造福民族的无私奉献，成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不愧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不愧为新世纪的时代英雄。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沉得下来”“钻得进去”的学者。治学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在一些人匆匆忙忙为名利奔波之时，他在少人问津的传统之学中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他深知为学之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服膺了这种甘于寂寞、一心向学的学术精神，他才数十年寒暑如一日，笔耕不辍，切磋琢磨，获得了优异的学术成就。博学而笃志，这是孟二冬教授不变的治学风格。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甘为人梯的教学者。“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在他痴情的讲坛上，孟二冬教授为学生尽心尽力，不知疲倦。他心中总是念着学生，所以他总有不竭的动力与精力去付出、去奉献，在北京的燕园是如此，在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如此。传道，授业，解惑，孟二冬教授身体力行，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师者的神圣使命。他以赤诚之心，将师者风范和奉献精神带到社会的大舞台中，持之以恒，无怨无悔。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勇士。在他的生命遭遇到残酷的病魔时，人性的可贵与辉煌愈加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在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之中，他从未失去对生活与事业的热爱、信心与勇气，他对待人生仍有着独特的信仰与坚持，他的坚毅、顽强、乐观与从容令人赞叹。他的生命之河，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急流险滩，永远保持着一份让人心仪的恢宏而又恬静之气。

　　在孟二冬教授的生命中，铺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在数十年的求学与教学生涯中，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教书育人，扎扎实实著书立说，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实践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誓言。

　　阅读孟二冬教授用生命点滴写就的人生故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神魅力。孟二冬教授身上所具有的深厚国学修养与鲜明时代精神，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孟二冬教授，更要用心去学习孟二冬教授，让孟二冬教授的精神魅力浸润每个人的心田。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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