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

　　 “朋友们，这优美的音乐和画面，彷佛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特别的年代。还记得，1971年的春夏，咱们重庆两万四千名学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踏上了去云南建设边疆的征程。他们才十六七岁，满脸的稚气，一腔豪情，义无反顾……”

这场叫做红土情缘的文艺晚会，吸引了来自四川、云南、上海以及重庆本地的数百名中年人。他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部分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从那时候起，“上山下乡”成了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高潮。

　　1968年冬的北京，每天都要发出三列知青专列。在北京开往山西的火车上，一个叫做郭路生的青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火车把青年们带到了四面八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人数超过了1700万，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这一空前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知青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农村的建设，尤其是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年后，一些知青出身的作家把这段特殊的经历称为蹉跎岁月。

　　今年53岁的丁惠民在几个月前应聘到一家公司当仓库管理员，每月工资600元。这是近几年来老丁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时间倒退30年，丁惠民在五万多名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1970年，17岁的丁惠民同两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一起下乡到了云南，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即西双版纳景洪农场。

　　第二年，一个名叫徐裕铭的重庆知青也来到了景洪，在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之后，徐裕铭和丁惠民成了同事，一同住在这间茅屋里。到1978年，他们已经在红土高原干了8年，返城回家成了他们的共同愿望。

　　（采访）丁惠民：因为在云南呆了八年了，已经麻木了。每天拖着锄头，半死不活的。开始还雄纠纠气昂昂像扛把枪一样扛在肩上，像红缨枪一样的。后来拖着走，穿双拖鞋，慢慢地走就是了。一件脏衣服大概半个月、一个月没洗了，臭得要命，都是汗水味道。找个绳子一捆就是了，皮带都不要。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已经是1978年。这一年年初，努力证明歌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全民皆知的英雄。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一张张欢快的笑脸，印证了郭沫若诗一般的语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文革结束两年后，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复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采访）丁惠民：反正有很多东西都在开始和以前不一样。那不是90度，那是180度，360度的大转弯。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知青这个事情有希望了。

　　这一年的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全国性的思想大讨论。丁惠民想到，应该通过适当的途径，实事求实地向中央领导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遇到的问题。

　　就在这间小屋里，丁惠民萌发了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念头。

　　（采访）丁惠民：决定写信以后，写给谁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也反复考虑了几次，那我想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当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要选择人，就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可以，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不好，我反复掂量以后，还是决定写给邓小平。

　　丁惠民用了一整天时间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采访）丁惠民：“第一句话就说了，你那敢说敢做敢斗争的精神给我们知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你，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你倾诉。这句话就代表了我为什么选择邓小平的根本意图”

　　在信中，丁惠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知青遇到的困难。在信的最后，他写道：

　　邓副总理，请您帮帮我们知青，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吧。

　　早在1972年，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知青家长也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反映知青的困难。毛主席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各地政府为了贯彻毛主席复信的精神，为知青们增加了数目不等的补助。但是，这些应急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青的困难。

　　几天以后，距景洪三百多公里的勐捧农场知青周嘉陵接到了丁惠民的联名信。周嘉陵立即自己掏钱油印了一百份，在知青中传阅。

　　（采访）周嘉陵：那天晚上是我们那个地方放电影，我们那里要是放电影的话不得了，全部的人都要去，几个营都在那里。我就悄悄地用北京的那个挎包、解放军的那种挎包装起，你一份，我一份，不敢乱发。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瑞雪纷飞。对中国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天召开。

　　这次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丁惠民等人到达北京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北京寒冷的冬季，知青们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

　　几天后，1979年的新年来到了。为了庆祝元旦，丁惠民安排大家参观了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知青们并不知道，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里，一场联欢活动正在进行。

　　元旦这一天，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上一年度的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的封面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丁惠民从随后发生的事情中了解到，邓小平在关注国际国内大事的同时，也在关注知青的生活。

　　元旦刚过，丁惠民接到通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要接见知青代表。

　　（采访）丁惠民：邓小平说了，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它建设好。要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好像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国家要进行大的投资，如果钱不够，没得钱，动外汇，外汇也要动，要下决心把它搞好。

　　两天后，王震副总理对丁惠民等人的讲话被印发到全国各大垦区。当《人民日报》随后刊登出这个消息时，丁惠民已经带着知青们回到了云南。不久，他们就接到了云南省委的通知：按国务院指示，不愿意留下的知青，统统可以回城。

　　（采访）丁惠民：“我宣布这个消息，那是山呼万岁，因为这个消息用不着分什么内外，成功了每个人都可以回家了，我直接就给知青宣布了。人越来越多，那天是把景洪这个饭馆里的所有的酒，包括商店里的红烧肉罐头，什么罐头全部都买完了。畅饮一回。”

　　多年以后，人们在一首歌曲中唱到了这一年的春天。在知青们开始大规模返城的这个春天里，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南方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开了更大地步伐。两年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掀起高潮的知青运动也以绝大多数知青的返城宣告结束。

　　（采访）周嘉陵：回到阔别八年的城市，周嘉陵感到了他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他从西双版纳带回来的物品成了那一段蹉跎岁月的见证。为了跟上日新月异的城市的步伐，周嘉陵专门去服装店缝制了一身西服，到理发店做了头发，然后到相馆留下了回城后的第一张照片。

　　在徐裕铭运回城市的行李中，有自行车、收音机等物品。三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奢侈品早已没有了踪影。而徐裕铭带回来的照片、票证和文字资料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小小的纸片清晰的再现了徐裕铭离开农场的过程。

　　1979年3月，徐裕铭离开了农场，在思茅的向阳旅社和墨江的人民旅社分别住了一晚，花费不到一元钱。到昆明后，徐裕铭到火车站办理了四件货物的托运手续，100公斤货物的运费是六块六毛钱。然后购买了一张3月24日的火车票，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曾永庆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重庆，他被分配到重庆第一建筑公司从事宣传工作。

　　（采访）曾永庆：这张字是我回城后，才回城后自己写的。当时我进单位就贴在我的寝室边上，我们领导还来给我打招呼，叫我取下来，有点悲观的形式。就是贴在我的床头上，我把它作为座右铭，回来要努力工作那种形式，不忘那八年的苦水。这是临摹的，后来回来后画的。我记得好像是这一张，当时好像是没有画完，所以说没有拿给她本人，所以我留下来了。而且这一张是用铅笔画的素描，其它那些都是用碳笔画的，画的速写。这张是画的素描，所以说时间用的比较多。当时可能是没画完，没交给她本人，所以我留下来了。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后来过后一直没见过面，大概好像是南岸那边的一个战友。

　　1978年，曾永庆为28个到北京的战友画了肖像，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回城后不久，曾永庆放下了画笔，。当年和他一起画画的战友有的成了国内著名的画家

　　（采访）曾永庆：这是给丁惠民画的一张像，是以纪念碑作为背景画的一张黑白像，因为我也很崇拜他，我认为他是我们知青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英雄。

　　（采访）丁惠民：英雄倒谈不上，我倒是有点成就感，哎呀，总算做件有意义的事情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几万知青。

　　1979年3、4月间，大多数知青离开了西双版纳，丁惠民却留了下来。

　　（采访）丁惠民：我主要考虑到，当初在发动知青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如果运动成功的话，我丁惠民最后一个走，就为了承诺或兑现这句话，我就拖了将近十个月。

　　1979年12月，丁惠民的母亲退休了。按照政策，他可以回城顶替母亲的工作。丁惠民离开西双版纳，经重庆顺江东下，来到在湖北工作的父母家中，这时候已经是1979年的最后一天。

　　（采访）丁惠民：“那时候是12月31日，我记得很清楚，厂里面已经放假了，到处都贴着标语，庆祝元旦啊，门口挂着灯笼，非常热闹，第二天就是一号，就是1980年了，80年代了。我觉得我们知青和八十年代新一辈也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中间有个别人，少数部分人可能和八十年代又关系，八十年代是一种有文化的，工作条件都比较好的，知识技术要比我们强的，那才是八十年代。”

　　1985年，丁惠民来到重庆，与妻子女儿团聚。在这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老丁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现在这栋楼房即将被拆除，由于没有凑足购买新房的钱，一家人暂时还住在这里。

　　丁惠民：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老丁当年的战友阿城回城后成了作家，他写的《棋王》、《树王》、

　　《孩子王》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总结当年的知青生活时，阿城以思辨的口气写道：

　　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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