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张鲁自述

　　题解：“春秋”——中国古代史书通称，如孔子编《春秋》，后被中国人用来通称“历史”，无论是说整个国家，还是说某一个人……

　　都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要是没有妈妈牵肠挂肚，哪个都来不到这个世界上。

　　书上说的，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是紧要处就是那几步我说的话　

　　最紧要处就是上路的那第一步，男人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敢担当，我最怕哪个男娃儿，长了一副女娃儿的削肩膀，母头母脑的，啥事都担当不起来。

　　我是在军营里长大的，现在兴吃绿色食品，其实那时我们一觉睡醒，睁开眼睛一看，到处都是那一种颜色。

　　房东叫胡书二，女房东书二娘，说是我们去接受再教育，那一回饿慌了，我们五个知青，把书二娘的五个鸡咯全都弄来杀了吃了。现在说起要还债，鸡生蛋，蛋生鸡。不晓得欠了书二娘好多债，哪里还还得起嘛。

　　邓小平搞改革，我考上大学，我是西师中文系头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会主席。七七级、七八级七八百个学生举了手的。

　　我跟钱红是一见钟情，其实还没见我就先钟了情。看到她屋头玻璃板下压的那张照片，盘头发的那张，一看到就不得了了，好像舍她其谁了。我们那时耍朋友，看起就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样。

	结婚照

　　我生在山东潍坊大鱼河头村，一辈子没穿过西装。头一回穿西装，就是结婚那时遭押去照结婚照。记得我好像没有打领带，因为自己拴不起那个，锁在喉咙管上的那个疙瘩。

　　青年摄制组那帮家伙，个个都心比天高，不过，做起活路来还是很亡命，舍得抛洒心血，要投入地笑一次。就是这帮乌合之众，那几年，在中国电视剧界硬是另立了一个山头。

　　1987年3月11号，又是个星期三，所有的数字都是除不尽的。我早晨起来都喜欢跑，这都是养了好多年的习惯，六点多跑出去。突然一下什么都没有了，眼前一黑。

　　当时医生检查，说是脊柱撞倒了，有一个骨片塞进去，估计是全瘫。我的朋友潘小扬知道了这个结果，但是他没有说给别人听，其他朋友并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大家想给我营造一种气氛，能让我活下去的气氛。

　　但是他们很快都感到营造这样一种气氛很难。脊柱损伤造成了肺部的并发症，总称叫呼吸困难综合症。当时一个多星期都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势下。大概第三天的时候，经历了生死一线。我一下就看到夔峡，刀劈斧削的两个峡谷。自己又看到一片羽毛，但是我自己又晓得我自己就是那片羽毛。羽毛成之字形下坠，下坠，不断地飘摇下坠。然后我心里面非常清楚，就是这个羽毛一旦坠到江里面，我就完了。但是在坠下来之前，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让它坠得慢点，我努力要用力让它坠得慢点。但是我一用力，这个羽毛就坠得更快，于是我就只有保持一种心态，就是要心平气和地竭尽全力让自己能够不尽快地坠到江里面去。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一看周围围了一圈穿白衣服的人，我一下就笑起来了，我说我又活转来了。

　　1987年6月3日是我的生日。以前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住在（重庆）文化宫后门，我们晓得文化宫中门有个老太婆是卖卤鸭翅膀、卤的鸭翅膀鹅翅膀这些东西。也许用五角钱，就可以买两个鹅翅膀，然后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回来自己拿个小锅烤热了，喝一下酒，觉得生日就这么过了。每次生日都要过，但是这一次是在死亡线上面。实际上说，我直面惨淡的人生，还是没做到家，我不敢提生日这件事情。

　　生日那天到了的时候，钱红从一早起不在了。原来她天天早晨，最先出现在病房里面。一早不在了，直到中午要吃饭都还没回来。结果这个时候我忽然听到走廊上有她的声音，过一会儿就看到她推个车子进来，上面摆了硕大一个蛋糕，摆了鹅翅膀，摆了不少的吃的东西。医生护士还有我的朋友们祝我生日快乐。

　　35岁头上的生日，可能是我一辈子过了这么多生日，记忆最深的一个生日。就是我在死亡线上过的生日，真的是起死回生的一个日子。就是让我自己该正视的东西，你不要逃避。任何时候，你哪怕今天就要死，正好是你生日，该吃蛋糕，你还把它吃了。

　　造化弄人啊。钱红她是重庆医科大学学西医的研究生，考了好多年的GRE、TOFFLE这些

　　这门那门的。刚好在我过生日那天，她接到外国哪个大学的通知书。过了好多年后她才告诉我，就在那一天晚上，她回到那个一块钱一天的医院地下室招待所，把这个通知书烧了，用的就是给我点生日蜡烛那个火柴。

　　1987年６月，我来到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就是原来的中国肢体伤残康复中心。来了一个医生，康复中心的王大觉院长。他说，你到我们康复中心来做啥？我没想到医生会用这种方式来给我说话，后面围了一大排医生护士。我说我来康复的。他说，那你理解的康复是啥？我说，我理解的康复就是能够帮助我站起来。他说，不，你完全错了。他说，康复的意思就是帮助你今后用你的双手更好地回到社会、更好地生活。这才是康复的概念。我当时想，我如果是要学这点东西，我到你中国肢体伤残康复中心来做啥。我心里面一下子就骂了一句，我说，泼你一身粪，等老子以后站起来我才跟你说。

　　我确实是抱着能够站起来的希望，这一线希望尽管在西医当中、骨科当中认为很渺茫，几乎等于零。但是有，就不同于没有。但被王大觉这样当头一棒，我一下被敲昏了。

	张鲁在康复中心

　　我经常推着轮椅，一个人到医院的院子里去，尽量避开所有的人。为啥呢？我看到康复中心住的人，大多数是我这种坐轮椅的截瘫病人。我觉得当时一种消沉得近乎死亡的气息笼罩在这个上面，我不喜欢。我自己就推开，在没有人的地方去想我自己的心事。那天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可怕了。

　　后来一段时间，就有很多朋友到康复中心来看我。无意中，他们看到了我本子上写的话，这给大家震动很大。他们甚至开始动脑筋，要给我找一点事情做，不能让我又太多的闲工夫考虑生与死的问题。过了好多年，直到去年或者前年。他们说话，偶尔才摆出这个事情。当时他们担心，从笔记本上写的，死都不可怕了，你自己又没有下文，那朋友亲人只好拿自己的脑壳去补充这个下文，就误认为张鲁有自杀倾向。然后朋友亲人和医生护士开过好多会，要预防张鲁自杀的会议。他们采取的会议的决议就是，对付张鲁这种人，要让他好好地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只有让他觉得他活着，对他自己有用，对周围的人群还有点用处的时候，他才能够好好地活下来。我写这个笔记之后，我是想下面还写一段话，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殊不知后面这段话没写，医生喊我回病房吃药，回去我就这个本子随手扔在床头柜上。我的亲人朋友和医生护士，就看到了这个本子，后面就开始担心我。至今我还是觉得，他们对张鲁要自杀的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们预防张鲁自杀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

　　在康复中心的三个月里，我学会了用双手过日子，而且始终没有放弃站起来的念头。1987年９月30日，第二天就要离开康复中心。王大觉给钱红讲了下面这番话，他说，我当时给张鲁讲的站不起来，是让他清醒冷静地回到现实当中来，不要抱幻想。但是，作为一个搞康复的医生，一个脑外科医生，千万不要认为有啥东西就是绝望。医学发展得还很有限，前景宽得很。告诉张鲁，永远要抱定一个希望。就是要站起来。

　　1989年，钱红终于决定要走了，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留学。她突然一下走了，我心头还是很难受。但我想走的时候，至少还是让她记往一张笑脸，不要一张哭脸让它管很多年，划不来。我就还是笑眯眯地说，你走嘛。她就走了。她走了之后我闭上眼睛，我说我再在床上躺一下，听她的声音远去。结果隔了一会儿，她又开门进来了，又给我说，张鲁我走了。我说，你走嘛。然后，如是者七，七次。我清楚地记得，我写电视剧，如果写哪个人告别写七次的话，我自己肯定写不出来，这个太夸张了。但生活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就在那天早晨，她走之前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走了七次，才走出门去。最后我听到那个车子，开起走的声音。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人受了重创之后，他的那种对人的依恋感特别强烈，而依恋感有一个无可取代的就是你的女友，或者你的爱人。所以我当时对她的感情已经不再只是对自己妻子的那种感情，甚至还有一种恋母情结都在里面，对她就有这么深的感情。她走完之后我睡了一觉，睡之前我就想到这么一个念头，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切好恐怖啊。好，就睡着了。醒来时候，我确实觉得空捞捞的，当时真觉得自己像北方荒原上冬天的一头狼这么孤独。我一下再也忍不住，受伤以来从来没像这样完全号啕大哭。

　　日子总要过，日子实在难过了，就自己给自己点一个歌。那些年，我就点一首——《梁祝》。把门窗全关紧了，把声音开到最大。听过了，日子也就过了。那几年，与我相依为命的是一条叫“蹦蹦”的小狗。

　　我时常想起受伤前的我，雄心勃勃，啥子都看不惯，老子天下第一。爱打抱不平。周围有一群生死之交的朋友。

　　那些年，我定期给美国的钱红办一封报纸，钱红的小名叫蜜蜜，报纸的名字就叫蜜鲁邮包。发刊词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青年，你好，蜜鲁邮报和你见面了，它只有一个读者。

　　（蜜鲁邮报摘抄）

　　“公鸡，小龙坎是六块钱一斤，鲫鱼八块，藤藤菜五角。”

　　“一句话新闻,本月23号起,鲁哥牛奶改酸奶,鲁哥欢喜蹦了.”

　　“经济上的窘迫，对于你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你妈说，你还把钱寄到美国，豆腐都盘成肉价钱。我说，有钱，每月可以打一次电话了。”

　　“本报广告并有奖猜谜，你能填出那三个空吗？你知道在这个冰箱广告，说出这三个字时有什么相应的动作吗？东方齐诺瓦。”

　　“38年前的今天，妈妈给我生命。3年前的今天，蜜蜜给我自信。”

　　蜜鲁邮报是我当时生活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当时身体和心灵都还被困在自己画出来的这么一个牢房里，一困就是七年。大概十多年前的中秋，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己把车推到院子里，当院一坐，抬头一看，那一年中秋的月亮很圆，刚好在头顶上，周围的天空就像一个青黑色壁头。从来没有写过诗的我当时就口占五绝一首：

　　圆月如井口

　　苍穹似井壁

　　何当出井底

　　心向光明去

　　1994年2月，第一次见到八岁的女孩曦曦。那天她穿一件红衣服走进来。我眼前一亮。她走进来她跟我两个就开始摆龙门阵。她落落大方地说，你怎么不出去耍耶。等于一个很简单的一番对话，把我很多年堵在心头的东西，用她最简明的思维把我那些弯弯拐拐，那种弯弯绕的东西全都抹去了。

	张鲁终于走出了家门

　　幽闭七年后，我第一次想要走出去。1994年冬，重庆电视台拍摄失学儿童电视剧，我被朋友们推出家门，又被他们抬上了山。见到了嘉乐乡失学的孩子陈小梅。一位同事给了她两百块钱，小梅当时就跪下谢谢那位阿姨。大家都感到大吃一惊，怎么为这么一点钱就跪下了，这是个什么道理？其实她有道理的，有了这钱，她就可以不失学，不失学就可以改变她的命运。虽然她小，没有这么理性的思维，但她感觉到的，所以她很感激大家。但是我当时很冒火，我为什么冒火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帮助他人的人，都是希望把他人从困境、从危境、从绝境当中扶一把，让他走出来，而不是让他跪下去。要站起来做人。

　　那天的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以前我总是只想到自己的那点难处，出去后，看到别人还有这么多难处。以前我总是想到自己那点难处，自己无力克服，出去过后别人的难处，居然大家一使力，就能够帮别人克服。那回过头来一想，我不是自己也可能克服这个难处。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心头把你自己堵着的那些小灾小病变得不那么沉重了，也没把你堵得住了，你觉得前面的路还宽得很。

　　紧接着，我和重庆电视台的同事发起“跨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帮助山区失学儿童重返学堂。1995年1月5日在重庆的粽粑村小学，我和坐在台下的孩子说，我看到大家有很多没穿鞋子，打的光脚板。我们可以看一看，打光脚的脚板，它的五根指头是张开的，站得很稳当。我希望同学们永远记住，自己今天打着光脚板，站在这块土地上的情景。只要脚板站稳了，今后会有大发展的。要记住自己打着光脚板，今后一定要站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很快乐。我意识到，如果心里面只装一个人，这个心就只有这么狭小一个空间。装十个人，你就扩大了十个空间。我常常感到失望，常常感到绝望。因为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只顾我自己的时候，我的失望我的绝望就越来越多，却原来希望不光是靠自己，还有捐给别人，你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个民族要是不给自己的后代以希望，那就是这个民族的不幸。一个民族的后代要是失去了希望，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

　　1995年4月26日，我和摄制组去厦门募捐。在这前5天，我和钱红离婚。

　　在厦门的十八天，十八天之内可以说。没有一个朋友看得出来，张鲁刚经历了这么大一件事。

　　但是当时这件事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如其来的事情。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没有突如其来遭到一个重大打击的反应。我清清朗朗地在院子里面，照样坐起，然后我自己对自己说，张鲁，你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交了这么多学费。你要是不能尽快地把这些东西摆平的话，那你真白遭撞了，你这些年受的罪白受了。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垂死相许。而我自己恰恰被这个堵在里面了，堵死了。失去了对生活的清醒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明智的选择。这些事情它已经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家更是如此了。作为一个男人，自己不但没承当，还要让自己的妻子来承当。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失去了自己的天职，应该是我来承当。而事情也因我起，别人尽了她的最大的责任，没有哪一点可以说对不起我的了。该分的时候就该分，应该让别人好好过日子。

　　我的心里藏了好些东西，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心告诉别人。你就愿意告诉别人，别人也无法理解，人心里面的丘壑太多了。张鲁的内心有很多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但我一旦把我内心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会吓人一跳，那个吓人一跳是啥子。我找到了把我内心的东西，拿来讲给他人听的一种最合理的方式。这种方式，我现在选的就是艺术。

	张鲁和小梅

　　这年10月，我的作品《陈小梅进城》获第十八届“星光奖”一等奖。在颁奖现场我对当年的那个女娃儿说，小梅，今天这个奖，本来最该是咱们俩一块儿上这个台来领。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命运，你为贫所困，我为病所困。困不住的是我们俩心中的要活得更好的这点希望。希望不是梦，梦想怎么成真，国家可以依靠，好心的电视人可以依靠，所有的父老乡亲都可以依靠，但是，最可靠的是你我自己。小梅，我们不跪，我们站起来。我相信有一天，小梅，你会靠自己的力量脱贫致富，我也会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轮椅上，站起来。

　　我心里还是觉得将来有一天自己能站起来。2003年1月10日在重庆医科大学，我和朋友发起“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金先庆告诉我，现代医学有可能让桑兰在两年之内站起来。我也有会在某一天站起来。

　　在1987年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为自己下了这个赌注。我受伤的时候，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正好拉开序幕，正一步一步进入决战阶段。碰巧我的表弟陈小松，也是个围棋爱好者，我们旗鼓相当。都是段外选手。他每次到医院来看我，都要给我报道最新的赛事进行到什么地步了。他告诉我，中国的选手一个接一个的落马，现在杀到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了。日方还有五个人，五个杀一个，五个都是高手。这种胜利的概率，据电脑测算出来，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说，我现在站起来的这种可能性，医生也说，你不要想多了。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我站起来的可能性，岂不是正好和我们中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完全相同啊。我说，好。我就心里面暗暗许了个愿。我说，聂卫平要是最后，把这五个人杀倒刀，全部把他们砍翻完的话。张鲁就站得起来，要是砍到一半，就算了的话。那么张鲁也就半途而废了。一辈子站不起来，我就立了这么一个毒誓。我自己在心里面，没告诉任何一个人。

　　陈小松每次来都告诉我，今天又砍了哪个，今天又砍了哪个。最后他告诉我，现在还剩下两个。日本的两个棋手，一个是武宫正树，副帅。一个是大竹英雄，主帅。大竹英雄当时放出话来，我到中国来，其实是执教鞭来的。所谓执教鞭就是我来教你们怎么下围棋。但是聂卫平后来把武宫正树也下赢了，那天我晓得，聂卫平要和大竹英雄这位执教鞭的英雄对局的时候，我在病房里面躺着。我跟聂卫平从来没谋过面，他当过知青，我也当过知青。他属龙，我也属龙。他是九段，我是段外选手。但是万一哪天碰到了，我要告诉他。就在他拼了性命，跟日本五大高手厮杀的那一年。我也把我这条性命，押在那五局棋上。当那天晚上陈小松进来告诉我，他轻描淡写把一份晚报甩在我面前。当时我一下懵了，懵了。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完全忍不住。我说，好，好，好。陈小松他不晓得，我没告诉他。自己心里立的这个誓。我说，好，百分之零点几的东西通过聂卫平终于把它实现了。那么，好，百分之零点几的东西剩给你张鲁，你自己去努力，看你能不能够实现。

　　这么撞一下，十几年过来，到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我还要一切从头学起，又重复一遍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这是一种好幸福的体验喽。人生，返老还童，你重新学走路，偏偏倒倒的，重新学屙尿，真是太难得的体验了。我觉得，这么样子多活一遍。好些。

责编：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