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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十)

 

CCTV.com  2007年10月17日 11:18  来源:CCTV.com  

   1978年的春季,是中国高校教育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天。自从1966年6月,因文革中国高校停止招生考试11年后,国家于1977年冬季首次恢复高考招收的29万大学生到了入学报到的时候,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批春季入学的大学生。

  同年3月3日,1017名77级新生从祖国四面八方跨进了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李继定就是从这进入清华大学的,有了这么一个上清华大学的机会。他记得每一个同学都非常激动。看到前面那个主楼,非常壮观。那时候他们到北京来看这个主楼,特别是那四个大门都非常非常的好。晚上灯一打,到了学校以后,指派给他们的班主任就带着他们去参观,第一天参观就是主楼。

  李继定来自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村。1972年中学毕业后,作为回乡知青,做了五年半的民办教师。当时他是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

  李继定回忆说:“邓小平说恢复高考,我们有了机会,考上了清华大学,非常激动,到这个学校里一看,这个心情,那真是没法形容。学校里面也是非常隆重,恢复高考第一届,学校里面插着旗子,各个系的旗子,宿舍也打扫地非常干净。然后在学校的操场边上,每个系每个系,新生报告,领行李处,领饭票处,领书什么的,非常非常好,当时的心情是,大家都觉得到一块儿来,我们同学到一块儿来,有的同学说两个星期才熟,我们那时候三天大家就非常熟了。就这么一个机会,有这么一个上大学的机会,确实心情非常地激动。”

  时年26岁的李金英在年报道的时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李金英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工程物理系,结果他到工程物理系的台阶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来老师才说,他们可能是整个一个班划到了工程化学系,可以去对面的接待站的地方去找。李金英去了一找,确实有,是工程化学系的,是放射化学专业,于是他才去报道。

  就这样,李金应作为新生被分到了化工系2班。

  1975年,高中毕业回下乡,做了两年农民的王文一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的一名新生。

  王文一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在那时候,上大学10个人只有一个人能上大学,甚至15个人只有1个人能上大学。

  1978年3月5日,清华大学大学化工系77级2班作为一个全新的班集体成立了。当时这个班集体共有30余名字同学。青年教师谢新佑被分配到这个新的班,担任政治辅导员工作。


  谢新佑记得这个班的学生分四类型,一部分是属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部分人大体是9个人,他们全班是33个人,第二部分是来自于工厂的,有10个人,还有就是教师,就是民办中学的一些教师,这个是9个人,还有是应届毕业生,这个是四个人,所以一共是33人。在开始的时候,这部分人由于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了解的社会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体会,思想状态都相差很大。而看年龄最小的是17、18岁,大的是到31岁,所以年龄差也比较大。

  1978年的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经杨西光等人多次修改和胡耀邦最后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光明时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文,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当时不仅仅学生的思想混乱,而且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不一致的认识,所以以至于才有“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大讨论。

  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大家也没有什么顾虑,讨论一些事情。讨论到最后,大家大概形成了这样一个,自然而然形成一些东西,就是说现在的制度现在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有不断完善的问题,不能指望一个东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善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还有一点要做的事情,每一项改革到底对不对?到底我们现在对社会的一种发展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唯一的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如果实践是正确的话,我们就按照正确的去做。

  谢新佑回忆道:“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但是一个是对刘少奇同志,原来是最大的组织派,现在是平反了,还有一个是对彭德怀同志平反了,那时候说是最大的右倾主义分子。还有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个事情也是给学生一个很的大震动。以前搞的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现在要赶快要转型,然后对老主席的印象,自己心里面,以前是神,一切都是正确的,现在呢,那么多错误,都搞错了,现在是从神到人,人才有错误嘛,这样对大家的震动是很大的。”

  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对文章的反思,在77级2班也带来同学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李金英进大学的时候是26岁,一些和他一样的学生都觉得时间给耽误过去了。所以思想状态有时候显得比较混乱。学完了之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这种混乱在学习上也有所体现,在这一部分的同学中间,他们热衷讨论社会的一些现象,而在学习上有所松懈。

  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滕腾也看到了77级大学生的思想上出现波动。

  滕腾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分析,他说:“有一部分学生,文革的影响也相当深的,这些你想想看,都是红卫兵,文化革命期间,他们是造反的,对不对?很多都是造反的,所以接受所谓真理标准讨论是要纠正他们对一些,比如说一些非常简单化的,文革期间还保修下来相当一些影响。”

  1978年12月,中央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

  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给当时77级大学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冲击。

  之前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大家对外部世界也不知道,开放以后,结果,看看周边,李继定发出了疑问:“我们大陆好象比台湾生活水平各方面,还要差一块。北韩比南韩要差一块,我们社会主义代表的这种苏联比美国也差一块。大家有时候情绪也比较悲观,我们怎么回事?说社会主义,说共产党你好,怎么我们比人家要差呢?而且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呢?”

  谢新佑记得有好些同学经过自己的一些体会,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的,越搞越不好。还有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候还能够谈得到一些,但是到了后来,到底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内容?都说不清楚了。有的甚至说社会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主义,到底应该怎么个走法?多数的人认为看不清楚,心里有一种迷茫。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在第一栏的显要位置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并当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书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引发了很多77级、78级大学生参与讨论,并在那一代大学生提出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解决77级2班当时的学生思想问题,1979年,新学年开始后,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进行讨论。

  谢新佑记得当时的原则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就是在让同学们能够充分地有什么就讲什么,充分地把不同的意见就讲出来。希望同学们不要动不动就要扣对社会主义不满,所谓的反对言论的等等。同时谢新佑也跟同学讲清楚,同学们说是什么?观点是怎么个看法?不作为今后政治思想鉴定的一些内容。

  在谢新佑老师的组织下,化工系二班的同学以班会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和讨论,同学们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一九七九年九月,就在这幢教学楼四层的一个会议室,王文一同学终于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

  王文一记得当时的意见并不是那么一致。最后,讨论结果说怪社会也好,说发展不如别人也好,说怎么样也好,毕竟推到“四人帮”以后,使学生们重新进入大学,所以要好好学习,从我做起,做现在做起。

  李金英的印象中王文一谈论得很多,最后就说那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清华化工77级2班的学生带个头,同时全校的学生都带个头,把社会也带动起来。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一号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二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对重树生活的信心,胜过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

  学生们的积极性被极大的激励起来,绝大多数人心里想,耽误了十年没有读书,一定要抓紧时间拼命地读,拼命的学。

  为了珍惜这宗机会,很多学生们基本上早上从宿舍起床,洗涮完以后,背着书包,书包里不仅仅是装着课本和教材,还装着饭盆。学生们是直接到食堂吃饭,吃了饭以后就直接到教室,中午也不回宿舍了,中午上食堂吃了饭以后又上教室,吃了晚饭就上图书馆,图书馆关了门以后,才回宿舍,所以当时大家说这叫做“三点一线”。

  当时间进入一九八零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和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一代的学子们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作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唱出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听完《年轻朋友来相会》后,李金英感觉歌词写的非常好,大家都是年轻人,年轻的朋友能够从五湖四海大家能够凑起来,的确是一种心灵不一样。另外歌词里也展望了再过20年后再相会。李金英心里正有这种想法,想想20年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到这里她总是激动不已。

  王文一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曲,感觉作为80年代的年轻人,大学生,以后国家的建设,肯定我们每个人都在中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0年来相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也是每个人应该做的。

  怀着一种20年后再相会的美好期望,1982年77级2班的全体同学终于渡过了难忘的大学学习时光。


  看着旧照片,李继定回忆道:“这是我们1977届的1000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铺了一块石头,当时我们大家,大家毕业的时候在议论,毕业了,我们给母校留下一个什么纪念品呢?就放上这么一个铺路石,为什么放在这个中间,也是有意思的,我们也是在我们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代一代的老学长的教育下,我们可以说,踏着他们的肩膀上来的。然后我们也原以为我们后面的同学,搭一个铺路石,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再走,那是我们毕业20周年的时候,2002年,我们在这儿又铺了一块,就是说我们铺了这两块铺路石。”

  大学毕业后,化工系77级2班的同学,作为文革后我国首批恢复高考招收的大学生,很快成为社会的急需人才。

  20多年过去了,在当年全班30几位同学中,除9位同学出国寻求新的发展外,其余26位同学基本都担任了各自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直到今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仍不断用于人生自勉。

  在共和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文革”后恢复高考所招收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是最为特殊的一代大学生,他们不仅承受了“文革”的苦难和悲剧,又学习成长在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自身境遇的大起大落使他们的精神气质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在八二年大学毕业后,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很快充实了社会的重要岗位,成为今天的社会栋梁和中坚力量。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七七级,七八年大学生这一特定人君最终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历史毕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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