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05年的上海复旦大学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100年来，它几乎见证了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所有的风风雨雨。
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史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照片，这是1979年的夏天，复旦大学新闻系几位78级大学生游览黄山途中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期而遇，而共同留下的合影。照片中这位年纪稍大的女同学名叫刘晓红，当时她是一名年龄20岁的大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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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后，我们的摄制组在上海一处高级写字楼里找到她的时候，她已是一家国外公司驻华的CEO。刘晓红回忆说：“走到半山的时候，陈静溪看到了，她说哎，我看到邓小平在里面，我说不可能，她说真的，当时那个车子已经过去了。”
照片中这位年龄较小的女同学名叫王晓望，如今她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高级主管。当时王晓望对于所看到的也感到疑惑，大家觉得像这么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如果到这黄山这样的旅游区的话，肯定提前很长时间就会封山。不可能再让普通的游客去，还能那么随随便便地过去，所以大家当时都不太相信。
王晓望随后提出，大家应该往山下走。如果真是邓小平，往前山下去肯定能碰到他。大家很快决定改变原来的旅游的线路，从前山下去，希望还有一次机会，还有可能和邓小平还打个照面。
刘晓红还记得当时他们一路歇歇跑跑，最后终于看到一堆人马，大概有7、8个人。于是赶快往上追。
王晓望是几个同学中岁数最小的，只有19岁。在一路狂奔下，她一直气喘吁吁地跑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当时正好在一个百步云梯边儿上，一边欣赏岩石一边休息。王晓望兴奋地向邓小平自我介绍：“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的学生，正是您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才上了大学。我说我还有两个同学，都是老三届的，能够上大学就更不容易了，他们特别想见见您，特别想当面表达一下谢意。您能不能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等等她们。”听到这句话，王晓望发财发现，旁边的人都乐了，笑了。
刘晓红、王晓望、陈静溪他们都是文革后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于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的首批大学生，在1979年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一群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轻人。
王晓望印象中的平同志是特别亲切，特别和善的。他一直等着刘晓红和另外一个同学赶上来。
刘晓红见到邓小平也激动不已，作为老三届的学生，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她考取了大学。邓小平高兴地询问了刘晓红的情况，在得知她原来是在街道工厂做检验工时，说到“不容易啊。”而这句话一直成为刘晓红的一种鼓励，让她有得到认可的感觉。
随后，大家提出来希望邓小平能给他们签字，一起合影留念，他都非常亲切的，很愉快的同意。
于是在1979年一个难忘的夏天，在黄山险峻陡峭的百步云梯前，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有力推动者邓小平，与这个制度培养的首批大学生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然而就在两年前，对于刘晓红、王晓望这些年轻人来说，考大学还是一件想象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高考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旧制度被废除了，此后十余年，数千万处在学习知识年龄的青年被排除在高考的大门之外，人生的道路怎么走，成为当时许多青年难以回答的问题。
刘晓红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文革爆发那年，她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初中毕业生，但随后不久，父母被关进了牛棚，哥哥和姐姐则下乡去了农村，她带着弟弟和妹妹，也被当时的革命组织赶出了家门。
刘晓红当时的住宅是以整栋房子，处于最好的一块住宅区。文化大革命以后，家里全部被赶了出来。刘晓红清楚的记得她和妹妹两个人被带着到处看地方，最后搬进了房子原有的汽车间。
那是刘晓红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1969年的元旦，家里只有她和弟弟、妹妹三个人。刘晓红就出去买了一块年糕，然后回来三个人煮一煮，就这样过了一个年。
在这样的环境中，刘晓红也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她记得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读书就成了废人了。”如果她你不继续学习知识，那她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呢？
1974年刘晓红22岁，她结束了多年的闲散状态，进了一家工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女工。刘晓红工作的工厂就在邻里的街道里面，一天的工资是7毛钱。干了四年以后，才加到一天9毛钱。
在工作之余，刘晓红依然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文革期间禁止出版的优秀读物。《青春之歌》就是一本对她影响很大的书。刘晓红觉得书中的人物非常抱负，没有他们战胜不了的困难。而当时处于她的生活状态正有许多东西需要去克服，需要她自己去解决。
陈静溪是刘晓红,王晓望的大学同学,在一九七七年的黄山之行中,由于他背着所有人的行李,所以没有赶上与邓小平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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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陈静溪中学毕业了，当时他也面临着去农村做一名知青的选择。在得知被分配到农场后，陈静溪难免有些沮丧。但她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年龄，加上分配的农场是全国农垦系统的先进单位星火农场。于是包括陈静溪在内的一批上海的红卫兵，就带头响应号召去了星火农场。
时年19岁的王哓望是照片中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966文革开始时，她还是一个尚未入学的孩子，但到了1977年，她即将成为上海一所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在王晓望的心中，早已有了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
文化大革命后期后期的一部电影《青年一代》，讲述的正是文革前的60年代的一波地质大学的大学生，怎么样服从祖国的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片中60年代的大学的生活让王晓望羡慕不已。因为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是通过考试，从高中直接上大学。王晓望觉得那种大学生才是真正的大学生，那种大学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她当时和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还模仿那个电影里面的女大学生，穿上60年代那种格子的裙子。但在当时，那种大学生活对王晓望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只能说是一个梦想，她根本还会有上大学的这种可能性吧。
虽然从1970年开始，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我国开始了培养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制度，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学毕业以后，必须上山下乡或有实践工作两年之后，才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
对于王晓望来说，当时最好的去向就是当兵，再下来就是分到上海的工厂。读书在她脑中的印象几乎是空白。虽然当时王晓望学过手风琴、学过小提琴，但只是为了上山下乡时，或者分到什么工厂里面时，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就有可能不用做那些比较粗笨的农活儿或者是在车间里做工，而去参加小分队，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照片中74岁的邓小平精神矍铄，面容慈祥。作为一生穿越无数政治风雨的伟人，那时据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三次复出才过去两年的时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被他们霸占了近10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随之烟消云散，该往何处去？中国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把中国从噩梦中唤醒，接续上断裂多年的现代化链条，当务之急是教育。早在1975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工作汇报时，敏锐地提出，我们有一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1977年，中共中央全面做出了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这是邓小平一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复出。针对当时国运衰败的局面，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要求分管科技与教育工作的要求，他再次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是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然而，就在中国百废待兴，人人思变的时候，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第一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给当时许多关注中国前途及未来的人，心头浇了一盆凉水。
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教育战线也是百病丛生。从1966年6月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正常的考试招生到1977年，十年废学，当时中国被堵在的大学校门外的青年达三千万人之多。为了解决教育问题，1977年6月底，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招生会议。会前为这次会议准备提供会议讨论的文件，就是1977年的招生意见。这个意见里面重点有两条，一条就是招生办法上基本上按照1976年所谓群众推荐的办法来执行。
由于受当时的两个“凡是”的束缚，太原招生会议继续维持了群众推荐的大学招生方针。同年8月，邓小平亲自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
李琦的脑海中，邓小平提出的几个条件记忆清晰，第一要有真才实学，参加会议的人得有真才实学的；第二，要有见识，肯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的；第三条，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
这个座谈会一共开了三天，请来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畅谈教育，当时武汉大学的化学系教授查全性也是与会代表。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查全性教授言词激昂，要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建议恢复高考。
针对大家要求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行之有效的高校招生考试办法，8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当场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办法。
遵照邓小平的上述讲话，1977年8月中旬，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会议，是建国以来惟一的一次。
郭厚登记得大会一开始就是要大家传达小平同志的讲话，之后大家再讨论，学习领会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然后就要考虑落实。如何落实？由于招生问题事先没有准备，1977年的招生意见在会前来不及准备，所以完全靠大家讨论。
会上讨论的重点不仅仅是招生的问题，还有招生的计划问题，以及毕业以后的分配问题和入学以后的待遇问题。由于当时的学生一部分已经是国家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则是工人、农民，具体情况很复杂，于是包括报名费这样的具体也成了会上讨论的内容。
1977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总共开了44天，同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转批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青、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名，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生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刘晓红得到消息时正在工厂。一位同事冲进来兴奋的告诉她：“你知道吗，刘晓红，我们可以有救了。改革高考招收制度了，我们可以考了！”
王晓望当时在中学，马上已经面临着毕业。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天上掉馅饼了，非常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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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文革后我国恢复的首次高考与1977年冬季举行。因时间仓促，这次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命题，统一考试，全国共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了这场盛况空前的高考。由于种种原因，刘晓红、王小旺、陈静溪没来得准备参加这次高考，但为了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选拔人才，半年之内，党和政府又举行了第二次高考，这次是全国统一命题，统一高考。
在刘晓红的记忆中，那年的夏天天特别热，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家把澡缸放满了水。两个人将两只脚浸在水里面，在澡缸上对坐着复习。刘晓红回忆：“就是觉得就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你再不抓住的话，你就没有了。”
陈静溪的复习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看两小时书，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的3点到6点再起来看书。这样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左右，陈静溪觉得这个进度根本无法适应高考，所以她下定决心，在6月下旬的时候，正式向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提出请假复习。在得到允许后，陈静溪回家后一天睡四个小时，坚持看了一个月的书。
虽然当时刘晓红的父母尚未平反，但历史的转机终于给刘晓红、王小旺和陈静溪带来了命运的转机。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刘晓红父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复旦新闻系招收刘晓红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考虑。但刘晓红的成绩很好，大概是女生中分数最高的。当时新闻系的总政书记觉得平反的题以后都要决解决的，最终决定招收刘晓红。
陈静溪得到考取复旦新闻系的消息后马上跑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父亲。她当时只说了一句“大学考进了”，周围就围了一圈人，电话另一头的父亲一边也是围了一圈同事。父亲坚持要问陈静溪考取的是什么系。她知道在公开场合说她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家会很轰动，她会觉得很尴尬。但在父亲的催问下，陈静溪说了实话，电话那头立刻一片欢呼声，她的周围也是一片欢呼声。
1978年9月，刘晓红、王晓望和陈静溪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复旦大学仅新闻系78级就在全国招收了60名新生，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他们是一群最有希望的年轻人，而他们心中对时代的感激之情，在第二年夏天黄山之行与伟人的不期而遇中，得到了淋漓的释放。
1982年，刘晓红、王小旺、陈静溪大学毕业了，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他们都投身于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大业中，但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随身珍藏着这历史的照片。
从高考制度的恢复，到后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邓小平倡导的宏伟大业，不仅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而且也使我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这张见证历史的照片，不仅永久存在在复旦大学的校史馆里，而且也永远存放在刘晓红、王晓望、陈静溪那一代人的心中。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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