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六歌·之六 [张立宪]

    许多事情，真的是做起来才知道自己的差距。

    就拿查阅资料这件事儿来说，我以为在国家图书馆办个借书卡就万事大吉，等进去才发现，书架上的书比阅览室里的气质美女还少。不过，我又不是搞科研的，用不了那么精深吧。搬了十几本书，翻看之下，才发现这些书经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资料、数据、结论，乃至行文叙述，都充满大段大段的重复，也不知道谁抄谁的。而这些文章的可读性，也实在是成问题。

    我又去了期刊阅览室，查了一些资料，又发觉在中国搞科研是那么容易，因为研究的空白太多了，去森林里考察一番，再在显微镜下琢磨琢磨，找外国资料对照一下，就能鼓捣出篇论文。

    我又想到，是否可以去翻翻地方志和各地的年鉴，也许可以找到些鲜活的资料？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我没指望进行地毯式查阅，就随便找到一本年鉴看了看，上面大多是为当地政府歌功颂德的数据，以及比《人民日报》社论还要伟大正确的文风。

    应该说，在图书馆里的查阅，效率是很低的。但我已经没有沙里淘金的时间了。

    与森林组里的同事聊起这事儿，我又搬出那句老话：中国有十三亿人，怎么感觉没几个认真干活的呢？便有人对我说，他们去一些科研站，那里真有几十年穷心经首的科学工作者，但也有人靠珍惜动物写几部专著，然后就吃起老本，整天在国外考察讲学，基本不回科考一线了。

    中国博物学的落后，不可道以里计。

    比这更可怕的，是一些专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大千世界在他们手中，似乎只是为当地政府和自己邀功论赏的工具，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出言之凿凿的结论，置事实于不顾，只为一些预设好的观点和好大喜功的造势服务。

    在统稿过程中，我和陈晓卿不时感慨，我们已经发现了两个“唯一”、三个“之最”——有两个地方得意地号称自己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绿洲”，有三个地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物种最丰富的地区”，还有两个地方，为自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而争论不已，更有一些人，只要提到其他地方，就老大不高兴，完全一副你死我活的学阀嘴脸。

    除了这些结论，一些数据上的矛盾也比比皆是——只要你有耐心多查阅些资料的话——诸如塔里木河有多长，秦岭绵延多少里，长白山天池蓄积了多少水。难道我们连把一个或几个数字搞清楚的能力都没有吗？

    还有一些专家，致力于搞一些“世界之最”的研究。就像我们最常见到的，中国发明了高射炮，中国发明了鸡蛋糕，中国发明了避孕套；蹴鞠是足球的鼻祖，二踢脚是火箭的前身，要没有皮影，电影肯定无从谈起。我看到有人经过艰苦跋涉深入考察，得出结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这似乎是一件很为国争光的事儿，再看看支持这一论点的人，全是国内一些机构的专家。类似这样关起门来的自我论证自我陶醉，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差在哪里呢？除了这种严谨的意识，还有就是对生命的态度。

    除了前面我总结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等，《森林之歌》还有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高山深谷阻止了人类的进入，这里的森林得以保持原始的面貌。从另一层意思来说，凡是人类涉足染指过的地方，基本都被废了。真是造孽啊。

    如今，国人的环保意识日渐增强，许多森林被保护起来，禁止捕猎，禁止采摘。但是，听森林组里的战士们说，那些停止采伐的林区，工人们便转战柬埔寨，几年时间，那里的森林覆盖率由百分之三十七降到不到百分之十；中国曾经与朝鲜有过木材换粮食的贸易，也是几年时间不到，那边就秃了好几座山。《读库0603》中有一篇《天堂鸟飞过》，是刘芳姑娘记述她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堂雨林做志愿者的经历，她对我说，那里被盗伐的木材，许多都流向了中国……

    肖崴跟我聊天时说到自己在拍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我们最缺乏的是宗教意识，对生命的真正尊重。

    这个我信，就拿我自己来说，看到画面上出现一只白鹇，心里就想这家伙的肉肯定比鸡肉好吃；看到解说中说羚牛是登山健将，就想这种动物的后腿肉肯定结实有嚼头；看到红树的胎生苗在海上漂浮，尽管李文举已经告诉我其表面富含丹宁酸，让许多动物对它都没有食欲，我依然忍不住想，这种东西长得像蒜苗一样，能不能炒一盘吃吃呢？

    当然，我还只是想想而已，除了吞咽口水，也经常涌动着悲悯和感恩的情愫。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有心没胆。李文举给我讲他在长白山拍摄时见到的一幕：有那种养熊的庄园，动辄就是上百头黑熊，它们被铁器铐着一动不能动，在腹部留着不能愈合的伤口，随时供人来抽取熊胆。有一次，一头黑熊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杀（对不起，我听得耳朵发麻，没记清楚李文举讲述的黑熊是如何自杀的了）。眼看黑熊就要死了，庄园老板高喊，快趁它活着剁熊掌！要不就不值钱了！于是斧头举了起来……

    像这样的庄园不止一处。那些凶悍的黑熊被折磨得，一见有人拿着抽熊胆的注射器靠近，就吓得哆嗦号叫。但是，某一天，熊庄老板一个人走在熊圈里，那些平时噤若寒蝉的黑熊一涌而上……最后，这个老板只剩下了头盖骨。

    我宁愿将李文举讲的这个故事当作一个残酷的寓言。

    王力雄先生曾经在他的大作《黄祸》中发出警世危言。后来有人说他的预言并不准确，他说，我预言的结果不准确，但预言的根据没有改变：中国的人口最多、资源最少；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最低、欲望最高。

    我们别的也许做不来，但能不能把自己的欲望降低些呢？

    当我写下森林之六歌的时候，陈晓卿老师正督着他的战士们，在录音间里配音。此前，剪辑、音效、配乐都已完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森林之歌》节目组的任务就算完成，剩下来的事儿，就是有关部门的审查以及安排播出了。某一天的凌晨，森林组的战士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路边一家烤肉串喝啤酒，有人说到过不了多久这个剧组就要解散，心中惆怅不已；有人说到拍摄中留下了许多遗憾，这三年充其量就是个热身和练兵，反倒把大伙的献身欲望都勾引了出来；于是大家就说，为什么我们不成立一个专门的结构，不再干那些劳什子的东西，专拍生态纪录片呢？

    这一提议顿时让桌上的啤酒消耗得飞快。我听着这些谈论，不禁灵机一动：对啊，我要赶快成立一个广告代理公司，在陈晓卿他们的机构挂牌的时候，我便去那家饮料公司拉赞助，以后陈老师他们拍的片子，就可以叫《中国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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