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要从什么地方读起——北岛的诗
——北岛和朦胧诗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1日 11:04)

今天我讲北岛的诗，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要讲到北岛的诗出现的背景，一些具体情况。因为，在座的同学有很多都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出生在文革以后。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北岛，或者说“朦胧诗”、“新诗潮运动”，都是很熟悉的事情，就象昨天刚发生一样。对你们来说，那好象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我要介绍北岛当时在“朦胧诗”中的位置，和由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另外一个部分，主要谈对北岛的诗的认识，艺术特征、诗歌性质，或者说诗的技艺的特点。大概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北岛和朦胧诗

“今天”诗人发出的是一种巨大的毁灭和献身激情，这种激情的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和创造，浪漫理想和英雄幻觉。 

1，《今天》诗人

下面，先讲“背景”方面的情况。北岛出生于1949年，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国的同龄人”。知青一代的作家中，许多人都是49年前后出生的，比如说，著名的小说家阿城。“朦胧诗”代表诗人中，顾城的年龄最小，1955年出生，其他的都是1949年到后两三年这个时间出生的。北岛的原名叫赵振开，是北京四中的高中学生。知青作家和“朦胧诗”诗人，不少是北京著名中学的学生，如北京四中，清华附中等。文革初期，北岛也积极参加红卫兵运动。后来对红卫兵运动感到失望，态度消极起来，大概成了“逍遥派”。“上山下乡”运动时，他没有去农村，1969年之后，在北京的一个建筑队当建筑工人。7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是诗，也写小说。小说最有名的是中篇《波动》。这部小说和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一起，是文革结束前后三部著名的中篇，在知识青年中流传很广。靳凡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靳凡不是她原来的名字。她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编《二十一世纪》，一份有影响的杂志，叫刘青峰，但也不是她在北大时的原名。据说她现在不大愿意人家再提这篇小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猜想，对年轻时候的激情和浪漫，人们有时会很复杂，尤其是小说带有明显“自叙传”的色彩。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中篇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叫礼平。小说虽然有许多“破绽”，却写的很有才气。这篇小说的发表，曾有不少周折。它受到欢迎，也受到批评。批评者之一是著名哲学家王若水。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王若水是站在潮头的人物，却对它批评的很尖锐。分析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可以了解当年“思想解放”的性质和向度。礼平后来不见他写作，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在这三部小说里面，《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最好的，即使在今天再读，仍然能够感动你。准确说，是感动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读下去，读后会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一些有缺陷的作品，比技巧圆熟的作品，更能让我们触动。这个我不做详细分析了。北岛除了《波动》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如《幸福大街十三号》，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卡夫卡式的小说。

现在来谈北岛的诗。北岛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和舒婷、顾城等，也被称为“今天诗派”。《今天》是北岛、芒克等1978年12月在北京办的一个文学刊物。刊物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所以称作“民间刊物”。《今天》发表诗、小说，还有少量的评论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北岛当时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有点“偶像式”的影响。诗人柏桦在他的自传性著作《左边 — 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里，讲到北岛的诗在他们那里引起的“震荡”。柏桦当年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他读到北岛的《回答》，用了“震荡”这个词，并且说“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是的，“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但情形就是这样。柏桦对这种心灵现象，或者说阅读现象的分析是，“今天”诗人发出的是一种巨大的毁灭和献身激情，这种激情的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和创造，浪漫理想和英雄幻觉……北岛当时在国外也又不小的名声。但是，北岛在中国大陆得到诗界的承认，却一直很费周折。他在国内的一本个人诗集（不是多人合集，也不包括被收入选本），是广州的一个叫“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那已经是1986年了。在这之前，台湾早已出版《北岛诗选》，他的诗也被翻译成英、法、德，瑞典等多国文字，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也出了《太阳城札记》。另外，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且据说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北岛如果得奖，肯定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得奖者。这不仅涉及政治意识上争论，也关系到对他的诗艺上的评价。

北岛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生活在国外。写作，继续编《今天》。此《今天》已不是当年的《今天》了。有一种精致的，“经典化”的定位，没有了当初的粗糙的活力。这其实不是《今天》独自的“命运”，我想，几乎是一切“先锋”都会经历这样的“转化”。生活在国外面临的问题，是他的写作对象、阅读对象的变化，再就是语言的问题。北岛好象不能很好用英语熟练写作。他不象另外的一些作家，比如说俄国的布罗茨基，在离开俄国之后，主要用英语写作。在英国的张戎，也就是写小说《鸿》的，还有学者刘禾，也都是用英文写作、著述。北岛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也可能是他坚持主要处理“中国的经验”，面对讲汉语的读者。但这就发生了一种有悲剧意味的状况。国内的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难读到他和其他一些人；而写作者的所谓的“中国经验”也会逐渐褪色、泛白。这是一个矛盾。这种情况，不限于北岛。90年代以来，有一些优秀的大陆诗人生活在国外，也继续写诗。如张枣，多多，杨炼、肖开愚，宋琳，严力等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沟通、交流的情况有所改善，对他们的了解也多了起来，这是好事。北岛收入他在国外写的诗的诗集，也要出版了。

2，有关“朦胧诗”的争议

在80年代中期，“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形成了这样的名单：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这个名单里，没有包括芒克，也没有多多。为什么是这样，是怎样构造出来的，这是诗歌史要研究的一个题目。比如说多多这个诗人，写的相当好，但我们对他的关注要到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为什么“朦胧诗运动”时期不被关注，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这其中有诗歌“时期风尚”的问题，有作品的发表、传播方式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不再多谈。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和他的诗在当时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批评最多。顾城虽然也有争议，但顾城有《一代人》这样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寻找光明”，这符合了我们大多数人对历史乐观的期待。北岛好象没有这样表达明确的诗。当时很多著名的诗人对“朦胧诗”很不理解，有过很严厉的批评，包括艾青，臧克家。当然，也有支持的，如蔡其矫等。谢冕老师当时是支持“朦胧诗”的探索的，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发表后，臧克家先生以前辈的身份，给谢冕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恳切、但是也很严厉地批评了谢冕，规劝谢老师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我知道，谢老师对臧克家先生是很尊重的。我们5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是他和徐迟先生提议让我们（还有孙玉石、孙绍振）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给我们许多指导。记得在公共汽车上，我看了这封信。我猜想，谢老师当时可能有些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臧克家先生的规劝，始终给“朦胧诗”以支持。

对北岛的批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诗歌技巧、诗歌方法、诗和读者的关系上提出问题的。就是批评北岛诗（也不仅是北岛）的晦涩，难懂。这涉及现代诗兴起后的美学问题。这种批评有长远的历史。国外的象征派等诗歌流派出现之后，对它的批评重要一项就是说它晦涩难懂。在中国也一样，李金发、戴望舒的诗，卞之琳的诗，直到“朦胧诗”，都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对北岛诗的另一方面的批评，是说他的诗感情颓废，不健康，绝望，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悲观”在现在也许还是不好，但已经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在五六十年代和文革那个时期，悲观可是严重的问题；不管是对自己的生活，还是对社会历史，都绝对的要不得。文革后一个时期，“悲观”仍是一个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批评北岛的诗表现了一种心如死灰的情绪，发出了绝望的嚎叫。这篇文章主要引用北岛的《一切》这首诗：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

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内容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

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有

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在“朦胧诗”时期，这是一些诗人，特别是北岛所喜欢使用的判断意味的句式。那时候，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话，一些有关人的生活，有关社会历史的“真理”性质的发现急迫需要表达。“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谁期待，谁就是罪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 我只想做一个人”；“我要到对岸去”；“其实难于相像的 / 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 / 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 一连串的判断句，一种宣言色彩的表述方式。现在，诗人一般很少采取这种方式来写作。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严重的东西要“宣告”。在北岛那时的眼睛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而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是界限不清的灰色。套用一个说法，就是一代人的诗情，无法原封不动复制。总之，这首诗在当时，被一些批评家当作“虚无”、“悲观主义”的例证。可能是舒婷当时也觉得北岛有些不够全面，所以，舒婷写了《这也是一切》来呼应。舒婷的这首诗有一个副标题，“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这首诗比较长，我念其中的一部分：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

消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

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批评北岛的便引用舒婷的这首诗，来进一步反证北岛的不是。这种评论方式让舒婷不安，她赶紧在文章里申明说：有的批家把我的诗跟北岛的《一切》进行比较，并给他冠上虚无主义的美称，我认为这起码是不符合实际的。舒婷说，我笨拙地想补充他，结果就思想和艺术都不如他的深刻、响亮和有力。我想，舒婷的这个说明，是必要的，也是真实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比较的“全面”，比较的不“悲观”，并不能说就是比较的好诗。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争论不仅牵动诗歌界，牵动诗人和批评家的情感，而且扩大成在城市里的社会性的争论。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后来还到桂林）开了一次诗歌讨论会，围绕朦胧诗的评价，许多人都情绪激烈。我和谢冕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记得当时便携式的录音机刚传进大陆，火车上一些旅行的人都带着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景观吧。我们到广西，那边已经下了好些天的大雨。后来我再没去过桂林，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漓江水是永远的浑浊的黄色。在那次会议上，对“朦胧诗”，特别是顾城和北岛的作品，有非常激烈的批评，也有非常激烈的支持。但那时吵归吵，面红耳赤，大家还是朋友。对一首诗，对一个诗人的写作，能那样动感情，那样辗转难眠，这在现在也难以想象。现在我们都变得成熟、全面、冷静，但也好象变得平庸、乏味、世故。当然，不能说很多人都这样。这是我的感觉。

北岛诗后来受到的另一面的批评，主要来自新诗潮内部的青年诗人。在1983年前后，“朦胧诗”的“合法性”还是个问题，而“更年轻第一代”已喊出“打倒北岛”，“pass北岛”的口号。这让总是跟不上“形势”的我目瞪口呆。我想，好不容易“跟上”了理解北岛，他却已被仆倒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学潮流变化、更迭之快。在整个20世纪，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一直站在潮头，那很容易因为过分紧张而神经衰弱（如果不说得了“精神病”的话）；但要是不紧跟，不出三五年，再“先锋”的也便成了被遗弃的遗老遗少。那么，在83年前后，北岛为什么要被“打倒”呢？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北岛当时在“主流”诗界还没有被承认，但是在“崛起”的“新诗潮”内部，几乎成为“经典”，对当时的诗歌探索者影响很大。“经典”可能指出方向，也可能成为规范式的束缚。有的青年诗人说，北岛已经成了笼罩的巨大阴影，你要不沿着他们路子走下去，要想有所开拓，写得更好，就要摆脱这个阴影。这是有道理的。80年代初，当代诗歌写作的开拓、探索还刚开始，北岛们的过分经典化，的确会损害、缩小探索的动力和空间。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诗歌在社会文化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诗歌并不是消费文化，特别是先锋诗歌。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不过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小的，或不大的空间里，一个诗人要想崭露头角，被关注，被承认，需要采取一些策略，实施一种“断裂”的“崛起”方式。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80年代有那么多诗歌流派、宣言出现的一个原因。当然，针对北岛的批评有从诗学角度进行的。北岛的诗大多是处理有关时代、历史的“大主题”，总体风格紧张，坚硬。而继起的探索者认为，中国当代诗应该回到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要在语言、技艺上作更多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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