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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暴露了封建专制阴暗一角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3月27日 10:48 来源:光明日报

  所谓“朋党”,按《辞海》的解释,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这种党派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结果,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治变得益发腐败。所以,不论所取何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都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角。

  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礼仪教化为治,因而形成了讲“德”治而不讲法制的传统。但在政治运作中,由于硬性的制度约束不健全,光靠软性的道德教化来约束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不发达,仓廪不实,腰包未鼓,人们的各种需要很难得到满足。此时,光讲一个人要知礼节、守礼节,不要有非分之想,显然有唱高调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见利起意或见利忘义,时不时突破道德的底线去钻制度的空子比较正常,也更合常理。求诸实际,官员们在替皇家办事的过程中,为压制甚至打击政敌,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难免要常常利用同门、同乡、同年等多种关系,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朋党”也就因此产生了。当各种利益搅和得如一团乱麻时,朋党之争也就日趋激烈,而朝政也日渐脱离正轨,走上邪途。尽管最高统治者也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以铲除朋党,如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但由于历代王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难以摆脱播龙种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继任者驾驭政治的能力越来越差,因而,朝政不仅难以因打击朋党而得到扭转,反而因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效应而益发腐烂下去。而且,一个王朝的寿命越长,朋党问题就越是盘根错节,就越可能在这种扰攘不息的政争中走向尽头。回顾历史,汉、唐、宋、明,概莫能外。

  有趣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官僚政治中,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饱读诗书、浸淫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士大夫,他们不仅对前朝“朋党”问题的为害之烈有深刻认识,而且对当朝“朋党”问题也特别敏感,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他们多认为,“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于是,就难免要以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提醒君上“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应该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皇权永固,朝政清明;他们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渐,甚至未雨绸缪,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常常搞过了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拿“朋党”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而君上一旦误入这一圈套,雷霆大发,打击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遭殃小人得志。结果呢?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抱道君子齿冷心寒,朝纲日渐紊乱,朝政日渐腐败。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这样的怪事: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但他们并不直接攻击新政,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牙根痒痒,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予以回击。他的这篇《朋党论》雄文,今天读来,仍有深长意味。

  与常人朝结党营私方面去看“朋党”问题不同,欧阳修对“朋党”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对“以同道为朋”的君子朋不必紧张,对“以同利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为什么?因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所以,他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导致朝纲紊乱、朝政失序,而且还将达到“天下治矣”的目标。他所提出的“君子朋”与“小人朋”、“真朋”与“伪朋”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只不过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伪朋、用真朋,实在是太难了。

  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也是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倾轧,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慨乎言之:“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崇祯帝即位后,果断地处理了阉党逆案,似乎给晚明政治带来了一线希望。遗憾的是,他虽然打击了阉党,稳住了阵脚,但并没有能够从朋党的阴影中走出来,也没有把大明政权从党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崇祯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专,奖惩随意,朝令夕更,这就弄得官员们手足无措,动辄得咎。那些怀抱修齐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感、使命感,首鼠两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扫地,结党营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唯知紧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那点小利益。如此这般,无论是中朝的宦官,还是外朝的士大夫,结党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更甚于前。无怪乎崇祯帝看到这般情景也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其时的大明政权,外有后金的强大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真是危如累卵,而与大明政权休戚相关的肉食官员们却忙于结党,忙于窝里斗,没有几人真正为大明政权的存亡操心,崇祯帝又缺乏挽大厦于将倾的胆识、手段与能力,亡国的命运也就如影随形,跟定他了。

  政治权力理当用来为天下谋利益谋福祉,但在不讲法制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一眨眼就由公器变成了私器,变成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党现象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这种演变,难怪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自由和科学是那般受到现代中国人的顶礼膜拜。

  《光明日报》棠溪

责编:杨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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