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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公众别把学院知识分子当天敌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3月21日 14:55 来源:南方周末

  胡文辉

  一部《红楼梦》,从来是非多。刘心武央视开讲《红楼梦》,将已近一潭死水的红学界搅成一锅粥!

  在这次红学事件中,最值得惊讶、也最值得关注的,并非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判,而是文化界对红学家的反击;事件的意义也不在红学本身,而在由此透露出来的文化症候。

  这样的“捍卫”是对“言论自由的反讽”

  文化界反击红学家的理由,是所谓捍卫刘心武的话语权。我以为,这实际上是无的放矢,不得要领。

  对此事件,据说网络民意大多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的自由”的立场;朱大可、张闳、薛涌等评论家也力挺刘心武,多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由立论,认为他应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红学界没有资格进行学术围剿。如张闳就说:“在这个事件中,最首要的是对刘心武的表达权的维护。至于刘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究竟如何,那是在言论权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够去甄别和讨论的。否则,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可能转化为话语霸权,进而成为谬误的辩护士。”

  ——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是最冠冕堂皇的话,但它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要取决于具体的语境。简单地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说辞,只有针对弱势者而言才是正确的;相反,假如是针对强势者而言,则不仅毫无意义,更会成为强势者话语霸权的藉口,使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那样,言论自由的实践就会走向其反面,构成了美国法学家费斯所说的“言论自由的反讽”。而在红学事件中,刘心武明明一开始就占据了央视这一传媒制高点,拥有了远大于红学家群体的表达权,他何曾需要我们来捍卫他的话语权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维护表达权的恰恰倒是红学家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多数声讨中,在文化界几乎一面倒的指责中,在媒体推波助澜的造势中,红学家的声音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负面化了。刘心武当然有他的言论自由,但红学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论自由,否则,以捍卫刘心武表达权的名义,打压红学家的表达权,那就成了学术自由的反讽了。

  红学家循规蹈矩,刘心武“旁门左道”

  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中心奠定的新红学,是民国以来新学术的典范之一,也是至今为止红学界的主流;而新红学建立的前提,是对“索隐派”的否定,对猜笨谜式的旧红学的否定。现在,刘心武,作为将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当成自己作品的老作家,以“秦(可卿)学”的名义使“索隐派”借尸还魂,因此而遭到主流红学界的群起而攻,那是情理之中的。

  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判,本来是“考据”与“索隐”的学术方法之争,是捍卫学术规范的问题。但文化界对红学家的反击,就完全将争论重点转移了:他们并不关心刘心武的是非问题,而只关心红学家的态度问题。他们实际上将红学内部的问题,置换为红学外部的问题;将捍卫学术规范、反击伪学术的问题,置换为捍卫言论自由、反抗学术霸权的问题;也就是将纯学术问题,置换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比如朱大可就借此将批判的对象,由红学界延伸到整个学术体制:“……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这些官办‘研究会’,20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朱大可支持刘心武的怪论,打击主流红学界的霸权,毫不令人意外;这跟他支持苏三所谓“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的谬说,以打击正统史学界的霸权,完全是一贯的思路。他早前认为:“苏三的观点可能有大量漏洞,却意味着一种顾颉刚式的‘自由史学’的复兴。中国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独立的‘疑古’立场。我们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现代史(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诸多领域,史学家在大力破解由旧史官编织的谎言。正是他们逐步挤开了窥见历史真相的门缝。”将苏三跟顾颉刚、茅海建、高华那样的史学家并列,那真可谓是对顾颉刚、茅海建、高华的侮辱!

  其实,朱大可对官营学术体制及其学术垄断——他自己称之为“学院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攻击,是很可认同的,只可惜未免不择手段。因为对官方学术体系的反叛,并不必然就更接近历史真相,学术之是非,固然不能以“学院”之是为是,但同样不能以“民间”之非为非;打击一种体制性的霸权主义和教条主义,仍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不能援引另一种荒谬的伪学术。主流学界固有其弊,对红学和古史学大可反对,却不能以支持苏三那种“新天方夜谭”、刘心武那种“新索隐派”方式反对。

  总之,从纯学理而言,本来红学家是循规蹈矩的一方,刘心武是旁门左道的一方;换句话说,红学家站在相对正确的一方,刘心武站在相对错误的一方。但文化界反倒对红学家群体大加挞伐,宁要错误的刘心武,也不要正确的红学家,这是为什么?这,正是红学事件中最有意味的问题;也就是说,最有意味的并非刘心武对错的问题,而是红学家为什么遭到集体声讨的问题。

  “民粹”,针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

  要理解这一悖论,不能仅囿于红学事件本身。就事论事,孤立地就红学而论,我觉得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实属偏离主题,对学术规范也缺乏同情;但在另一层面上,从文化背景及社会心理着眼,则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又是事出有因的。

  在红学事件以前,在红学家群体遭受攻击以前,经济学群体早已遭受更大的羞辱了。郎咸平对宗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责难,丁学良所谓“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言论,激起了民间舆论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11月份《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调查中,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吴敬琏两人。本来,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全盘否定不过是一家之见,丁学良纯粹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标准的经济学论衡更是偏颇之论,但为什么他们的指责如此轻而易举地赢得压倒性的支持呢?其中因由,实非经济学界可以完全任其责的。

  讨伐“主流”经济学界在前,讨伐“主流”红学界在后,我以为这两个学术领域中的两个文化事件,实际上并非孤立,而是同一种文化症候的表现:这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占据主流地位、垄断文化资本的学院知识分子——信任危机和形象危机的征兆。

  在知识专业化的今天,知识分子已由兼济天下的社会良心,蜕化为独善其身的职业精英;已由眼观六路的意见领袖,蜕化为画地为牢的学术工匠。不仅如此,就连作为职业精英和学术工匠的基本操守,他们也往往难以维持。近50年来,学院知识分子在学术专业和道德品格方面,先后受到两种性质的外部打击;前30年,在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在自保求存的险境中,他们丧失了学术品格,也丧失了道德尊严;近20余年,在市场化的压力下,在专业利益的诱引下,他们出现了又一轮学术扭曲和道德滑坡。当今之世,在学术品格方面,学术欺诈者所在多有,一般的学术腐败更是指不胜屈;在道德或法律方面,教授嫖娼者有之,新儒学专家走私人口者有之,为企业充当利益代言人者有之;此外,陈丹青欲辞职清华,周光召等对院士制度的否定,更是学术体制内部出现的自我批判……凡此之类,都是学院体制之病,也是知识分子之痛,不断地矮化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不断地强化了民间舆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心理。这也正是“郎顾之争”及红学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心理。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红学家固然有责,但民间舆论并不是为了反经济学家而反经济学家,也不是为了反红学家而反红学家,经济学家、红学家不过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而示众罢了。

  另一方面,网络民意也加强了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网络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颠覆,对主流的反叛,对声名的唾弃;它使局部的偏见放大,对官方学术机制和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因此而更趋极端,以至于形成一种“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

  网络舆论对郎咸平、刘心武的支持,实质上只是对“主流”学界的反动——他们未必完全赞同郎咸平、刘心武的思路,甚至可能缺乏知识能力来辨别郎咸平、刘心武的是非;他们鸣鼓而攻的激进态度,与其说他们是认同郎咸平、刘心武,不如说他们是反抗经济学界、红学界,反抗学院知识分子而已。

责编: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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