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等机构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 HISTORICAL GEOGRAPY SYSTEM，简称CHGIS，以下简称“系统”）于2000年启动，至今已进行了6年。已经完成的三批样本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发布后，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据“系统”资料改编的《中国分省历史地图集》将分省出版，首批福建省和浙江省将于今年问世。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将地理信息系统（GIS）这种现代技术用之于中国历史地理，其原理与地理信息系统并无二致。由于历史地理延长了系统所覆盖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说，凡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都能在这个系统中找到各自的位置，都能通过这个系统进行检索。这个系统的运用领域并不局限于地理学和历史学，而是遍及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任何学科，也能服务于这些学科。
一、“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这一系统的基础是一套延续的历史地图，以此构成一个具有空间和时间坐标的平台。这套地图延续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大，内容越精确，所能提供的空间和时间坐标也越精确而丰富。由于传世的古地图，特别是明清以前的地图相当有限，加上其中大部分的精确度不能满足现代的需要，无法为“系统”提供直接参考的底图，研制者只能根据史料和相关的数据编绘成图。
由于空间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自然地理要素，还是人文地理要素，都是在变化的，为了及时准确地显示这些变化，地图上也应该有同步的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凡是这一系统所涉及的每一个地理要素出现变化时，系统就能自动生成一幅新的地图。但在实际上，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考虑，还是从使用价值方面着想，对这些要素不能不有所选择。对一套全国性的普通历史地图来说，构成其基本框架和内容的，主要还是县级以上的政区和县以下的重要地名，以及山脉、河流、湖泊、海岸等自然要素。而县以下地名的重要与否，取决于这些地名是否为史料所记载，是否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人物相关联。
从时间上说，从这些变化出现开始，直到今天，都应该得到显示。自然界的变化不必说，就是与政区有关的人文要素，如部族、封国、诸侯、封邑、聚落、城市、都城、关塞、长城等，在县、郡等行政区域出现以前就已存在。而从郡县制确立以来的二千多年间，这类变化几乎每年都在发生，近代某些阶段甚至每个月都在发生。
但这些地图是否能编成，还取决于原始资料是否具备，也与研究水平有关。由于现存史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空缺太多，尤其是早期和边远地区，所以很多变化目前还无法了解，更不可能画出准确的地图。
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定第一阶段的编图任务是：以历史时期的中国为空间范围，从当地的县级行政区域出现或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公元前221年开始，至1911年为止。凡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区发生变化（无论是置、废、并、析、改名、隶属改变、治所迁移、县境变动等）、自然要素的重大变化和县以下地名特别重要的变化，都必须加以显示，并生成相应的地图。其中各政权疆域的界线完全画出；政区的界线，明朝以前画至县以上，即郡、府、州等二级政区，明以后画出县界。以目前已完成的几个分省为例，一般都需要编出数百个年份的地图。估计变化最频繁复杂的省区可能需要近千年份的地图。如果合成全国地图，估计每年都会有变化的内容，因而将会合成二千多幅地图。
有了这套地图，使用者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与研究所需最吻合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地图，将相关的其他信息连接在地图上相应的位置。例如，有人要研究唐朝诗人的分布，只要将所知道的每一位诗人的籍贯、出生地、活动地点等信息放在相应年份的地图上，唐朝不同年份的诗人分布图就自动生成了。如果需要将不同的年份合成一幅地图，也只是举手之劳。对封闭空间内的量化分析和统计，系统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如在明以后的含有县界的地图中，以县为单位的数据输入后都能自动计算生成各种量化地图或图表，如人口密度和分布、赋税等各种经济因素或文化要素的密度和分布等。
使用者还可以在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调整，自己编制历史地图。例如，如果系统中正好缺少自己所需要的年份的地图，那就可以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年份。由于系统几乎覆盖了所有发生过变化的年份，所以空缺年份不会很多，差距不过数年或一二年。只要将了解的变化因素改动一下，其他部分可以自动沿用。又如，在编制交通路线、战争战役等专门地图时，往往需要不少县以下的小地名，这些地名在系统中大多找不到。但由于当年或相近年份的县治或县界已经具备，还有其他县以下地名或自然要素作为骨架，结合史料再确定小地名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即使采用估计的办法误差也不会很大。
与这套地图同时提供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数据库。对于一般使用者，地图的检索系统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可以用多种、模糊的方式进行图、文双向检索，如仅仅知道一个地名，或者只知道在图上某一部分，同名异地、同名异时、异名同地等，都能得到快捷的回应。但对专业人员或有更高要求的使用者来说，还需要了解地图以外的信息，或者必须了解编制者所依据的史料和对史料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都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分层次的检索，首先是此地名的基本空间坐标——经纬度、相当的今地；其次是它的沿革，按不同等级作不同篇幅的概述；再次是确定该点（或线、面）的根据，直至全部原始史料；最后一层是考异或存异。比如一个地名的今地可能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说法，尽管编制者必须作出判断，在地图上只选择其中之一，但在数据库中保留着未采用的说法，使用者完全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二、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什么还要研制“系统”
迄今为止，由先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对它作修订，却要另外研制“系统”呢？
先师在晚年曾与我谈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不足，其一是它的内容基本限于疆域政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制这一不足已经得到弥补。但另一方面的不足却很难得到改进，即《图集》严格的标准年代与表示重大历史变化的矛盾。据此我曾写入一篇书评：
历史上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变革、治所的迁移、地名的改易是随时在发生的。每一图组少则数十年，多则二三百年，只有一个年代的分幅图。因而如果不是在那一年发生的变化或存在的单位、地名，就不可能在图上找到，必然令不少读者失望。疆域政区上一些重大事件，由于发生在标准年代之外，就不大可能反映在图上，特别是发生在上一个标准年代之后而又消失在下一个标准年代之前的变化，在图上就会毫无踪影可寻。例如明永乐五年（1407年）在今越南置交趾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至宣德二年（1427年）撤销。但由于此事介于上一个标准年代（元至顺元年，1331年）与下一个标准年代（明宣德八年，1433年）之间，所以不可能见于《图集》。
一个更大的矛盾是，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图集》一般只能选与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但从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就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难反映出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地理志》所载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极盛疆域，选择这些年代编成的疆域政区图必然会给多数读者造成一个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强盛广大的错觉，不了解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的另一面。以东汉政权为例，《图集》为与《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一致，以永和五年（140年）为标准年代，从总图上看，东汉的疆域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似。但实际上，就在当年西北就发生战乱，西河、上郡、朔方三郡治所内迁；次年，安定、北地二郡又内迁，东汉设在西域的长史府也时断时续，远不如初期那样稳固；而东汉的初年的实际控制区也比永和五年小得多；所以东汉的大部分年代的疆域比图上小不少。再以唐朝为例，尽管总图已增加至三幅（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显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变化，但分幅图基本是以唐朝极盛的开元二十九年为标准年代的，因而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这150余年的疆域收缩和政区变革就得不到反映。（《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原载《读书》杂志，收入《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
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另一个难题是文字考证与地图的结合。即使是一般读者，也希望知道历史地图制作的根据，更不用说专业研究人员。当然，可以在地图后面附上解释文字，或在地图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释的专著，但都难避免查找不便，无法与地图上的点线对应的缺点。而且，考释文字的详略也不易掌握，简略了虽能节约篇幅，但满足不了专家学者的需要；详尽了则往往数量太大，使用的人却相当有限。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这些不足，在“系统”中基本都能得到克服。
三、“系统”的工作和难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毫无疑问，“系统”的基础——编绘延续的历史地图，是《图集》的继续，其基本方法并无二致。但相比之下，其工作量和难度要远远超过《图集》。
由于“系统”要显示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尽管第一阶段还限于疆域政区、县以上的政区和地名、县以下的重要地名，但工作量之大，与《图集》不可同日而语。
《图集》共20个图组，涉及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北宋、金、南宋、元、明、清等57个年份或年代，但其中用于包括县级政区和县以下重要地名的只有12年，也就是说，只有这12年需要考证包括县级和县以下重要地点的全部地名。而其他45个年份，或者只是总图，一般只包括一级政区和部分二级政区；或者只是某一区域（特别是边疆或少数民族政权），内容较少。所以《图集》收录的地理要素和地名，基本只需要查清其某一时点的状况，不必上溯下延。如在编制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分幅图的过程中，只要考证当年存在哪些政区和地名就可以了。至于这些政区和地名在此前何时设置，存在了多长时间，中间发生过什么变化，此后是否继续存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研制“系统”的过程中，作者对涉及的每一个政区和地名都必须查清何时设置，何时废除（包括改名、改辖等），中间曾发生过的全部变化。编绘《图集》可以采用排除法，即只要能证明当年没有这一政区或地名，就可置之不理，研制“系统”却只能逐一清理。
对一个县级政区来说，即使它设置于秦朝并延续到清末，在《图集》中最多只会出现十几次，因为同一地区（如今某省）只能有十几幅地图。但在“系统”中，从理论上说，可能需要每年一幅。以古今变化相对较少的今福建省和台湾省为例，根据已经完成的该二省显示县以上政区变化的地图看，至少需要300幅。如果再加上县以下的重要地名，有变化而必须记录的年份肯定会更多。据此类推，则中原那些设置年代早、政区和地名变化频繁的省份，完全可能需要逐年编制地图。而且，即使有些省变化比福建省小，也必须全面普遍收集史料，研究所有的政区和地名的后才能确定。
《图集》选择那些标准年代，原因之一就是资料相对集中和完整，分幅图的标准年代一般都是相关的《地理志》（或《郡国志》、《地形志》等）或总志所取的年代，至少可以以此为基础。“系统”不存在这样的便利，而且不得不面对各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的资料缺乏或完全空白的阶段。特别是县级政区，在相关的《地理志》或总志以外往往很难找到直接的记载，不少县的记录仅保存在《地理志》中。明清以来虽有地方志可供查考，但时间和空间上的空白依然普遍存在。
史料中在时间上往往有很多不确定的记载，如两汉之际，三国期间，永嘉乱后，隋初，晚唐，宋时，国初，本朝，乾隆间，同光间，清末，等等。这些词语，有的是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如三国期间、宋时，但具体联系到某一政区或地名的存在就只能指某一年。如某县废于三国期间，只能理解为在三国期间的某一年，而不能解释为三国期间的任何一年。又如某县设于宋时，也只能是设于宋朝的某一年。有的词语所指虽然没有那么长，但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一年。如清末，并不一定指宣统三年（1911年），宣统元年甚至光绪末年被后人称为清末也很正常。在撰写论著时，直接引用史料中此类不确定的记载就可以了。在编绘《图集》时，既有可能因不属标准年代而回避，也可因接近标准年代而列入。但在“系统”研制中，对这类记载必须认定一个具体的时段——从某年至某年，或者确定在某年。
因此，“系统”的研制并不是《图集》简单的延续，也不仅是工作量的结累，而必须解决相关的理论、实际和技术问题。在以往的六年间，我们已经就编码、资料的标准化（即将不确定的记载归并为标准化的数据）、界线的确定、小地名的选择等作了一些探索和试验，已运用于几个省的样本之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今后的研制过程中，我们还将不断解决新的问题。
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充分利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贡献于学术界，服务于全人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中方主持人)
责编：王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