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我认识文忠已经十五六年了，当时他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是季羡林先生很是看重的弟子。一谈之下，就感到这个年轻人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博闻强记，知识面之广，很是令人吃惊。当时很为先生庆幸，终于获此理想之传人！私心认定文忠一定能在先生的培育下，领军于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

　　不想世事多变，八九年之后，虽经我们多方奔走努力，文忠仍然未能留在北大继续他的研究，如此人才流失，令人痛心疾首，这无疑是北大的一大损失！此后，文忠流落京沪，连登记一纸平民户口亦数年而不可得！1999年，我去香港教书，无意中读到1999年7月的《香港书评》，一则大标题赫然在目，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瓦釜集》及其作者钱文忠”！文章对文忠的学思历程作了简要介绍，最后说，很多人以为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中国学术界后继无人，而今，“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1990年，文忠离开北大后，我们仍常有往来。因他梵文造诣颇深，我在讲佛经有疑难时常向他请教。去年9月由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季羡林研究所”成立大会，我虽在病中，但这个会必得参加。主持人临时让我讲几句话，由于我全无准备，一时不知讲什么好。我未曾直接上过季先生的课，但一向视先生为我最敬重的老师。要讲先生的为人、为学，也许几天也说不完，突然想到孔子总结他自己为人、为学的两句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想，用这两句话来概括先生也是很恰当的。在谈到先生的“诲人不倦”时，我提到新任命的“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认为文忠的古今中外学术和多种语言基础都有条件足以步先生之后尘，使先生的为人、为学都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近日粗读文忠的《末那皈依》（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更感到我以上的信心和期待不会错！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如果历史不是先有“构架”，后找事实“填充”，而是从事实碎片出发，汇集为历史洪流，那么，文忠书中极为宝贵的历史片段就是建立历史大厦的砖瓦木石。清末以来，由于西学的输入，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的发展无疑对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文忠的文集定名为“末那皈依”可能即有此意。这本文集对清末以来的众多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不仅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而且自内而外，对他们的心态思绪、为人风范都作了他人力所未逮的历史分析和情感分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百年来，我们已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有钱穆的同名著作，这对我们研究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学术史很有帮助，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清末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书。特别是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与此同时，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有了不可忽视的新进展；又加之以近日新出土文献之丰富，及对其研究的重大成就，也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撰写一部《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时候。这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使我们得以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20世纪传入的西方学术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进入以创新、开拓为本的“接着讲”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阶段。我认为文忠将是撰写《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最佳人选之一。我们期待着能早日看到他为总结中国百余年学术发展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责编：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