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与“断裂社会”
■许纪霖
1905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犹如“万历十五年”一般，没有惊人动地的大事发生，既没有革命发生，也无君主更替。然而，对千万中国精英来说，其震撼却不亚于6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持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这一年寿终正寝了。
科举制度，从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中华帝国众多制度的一种，解决的无非是精英选拔的问题，它的命运，难道比皇帝的存废更重要？然而，我要说的是：没有1905，何来1911？没有废除科举，何来辛亥革命？
还是要从中华帝国自身的结构说起。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看起来是君主绝对专制，事实上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隋唐以后，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正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凭借着科举制度，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成为了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余英时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儒家是一种“建制化”的理论，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儒学有自己的价值担当者：士绅阶级，而众多的芸芸士子，能够凝聚为一个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的阶级，科举制度乃是最重要的建制，正是科举制度，使得本来只是社会宗法家族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一方面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论证了中华帝国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使儒家获得了全面“建制化”的力量。
以儒家价值和科举制度为核心所得以建构的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其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军人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虽然威胁到士大夫作为社会中坚的核心地位，但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一天，国家对精英的身份认定，依然是通过功名的途径加以确认，而精英对国家的向心力依然有其建制化的保障。你可以家产万贯，可以名声如日中天，但只要没有传统的功名，依然只是地方的精英或社会的精英，而不是国家的精英，无法进入国家的统治者行列。到了晚清，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造就了大量没有功名的社会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捐纳挤进士大夫阶级，这些“异途”出身的绅士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绅士来说，人数增长更快，据张仲礼先生的量化研究结果，到了晚清，上层士大夫中，竟然有半数是“异途”出身，作为国家精英选拔制度的科举，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境地。
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正式宣告废除，象征着以科举为建制化的士大夫阶级被彻底颠覆了，而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四民社会”也从此宣告解体。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王汎森先生所说的“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大家都知道，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的席卷全国，迅速成功，相当大的原因乃是因为作为国家军队的新军的反叛，而新军之所以反叛王朝，乃是因为那些年轻的新军军官们，不再是与王朝有同心同德的传统士大夫，而是产生了强烈疏离感的新式知识分子。岂止新军军官，社会上整个士绅阶级以及各种分化了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有功名的或无功名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这些体制内外的精英都与王朝发生了制度化的裂痕，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一体感。在一个非民主化的社会中，精英的认同趋向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精英们与国家产生了疏离感，政权的颠覆也就不远了。从1905到1911，从科举废除到辛亥革命，个中有着十分隐秘的历史因果关系。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通过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不仅国家与社会断裂了，社会各阶层之间也发生了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一百年的科举废除，就是这样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偶然之造化？
(作者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科举考试对士大夫的整合
■易惠莉
晚清湖南长沙有一位文人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鹏海)，他与郭嵩焘、王先谦、王闿运等交往数十年，与曾国荃、曾纪泽等亦有不疏的交往。杨恩寿一生著述颇富，有《坦园丛书》十四种问世，多为戏曲、传奇。杨恩寿系典型的科举士人，他15岁始应童试，17岁得秀才；经过六次乡试，35岁中举；39岁第一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从此放弃科考，以作幕宾和著述度过余生。杨恩寿的生活大约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攻读科举，一是作幕宾。不过这两个时期并未截然分开。在35岁中举之前，他就一面参加科考，一面作地方官员的幕宾。杨恩寿留下一本内容丰富的《坦园日记》，其中有大量关于科举考试的记录。如他自己的科考经历，作为幕宾为地方士子校课卷、为地方科考阅卷的经历。因为是亲身经历，又是以日记记录，《坦园日记》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在清朝科举考试的典章制度中所不载的东西，而对于我们了解科举及其相关方面有很大的价值。
从杨恩寿日记关于广西北流县童子试和湖南长沙乡试的亲身参与的记载，我们对科举考试有这样的感想。第一，科举考试的盛况即参加人数之多，说明晚清商品经济很活跃。试想一万多名士子齐聚长沙参加为期九天的考试，衣食行住需要多少人提供服务，而这些士子从湖南各地赴长沙需要携带多少银钱和物质进行交易，以提供参试期间的生活所需。必须看到，上万名士子齐聚省城参加乡试，绝不仅是长沙，在南京、济南、广州等地也有同样的记录。第二，杨恩寿在二十天内独自承担三千一百九十三份试卷的校阅，其中八天另有监考的责职；至于湖南乡试阅卷数量高达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份，并需在乡试第三场考试完毕二十天后出榜。这些记录令我们对科考过程中监考环节和阅卷环节所能达到的严格和严正程度提出怀疑。同治年间的有名学者陈澧曾直言乡试阅卷问题的严重性，所谓“今之科场士子多者至万余人，人各为十四艺，试官不能尽阅也。于是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轻重，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于四书文，而成荒经蔑古之风也”。1884年游历中国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在上海所见则涉及科考“夹带”问题的严重性，一种原版制于日本大阪的便于“举生私携入试场”的缩微铜版四书五经注解本在书肆公开发售。
不过，尽管因参试人数过于庞大使科举制度的具体运作遭遇困境，但直至1905年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它却并未因此而面临颠覆性的危机。对此我们看到，以考试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晚清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监考不力、阅卷严正性不足的补充机制。即士子从事科举以来参与各类考课活动的成绩，累积为师长以及士绅社会的评价和印象，这些评价和印象在其参与更高一级的考试选拔中发生重要作用。在参考队伍愈益庞大、阅卷程序愈不能严正实行的状态下，书院师长以及当地士绅社会关于士子才学的评价和印象在选拔中的意义就愈益突出。一般而言，地方上公认的高才士子在各级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机率相对很高。另外，因为士子的才学水准以大量的考课及科考名次排序不断地显示于社会，一名才学不能入流的士子，试图以非常手段在乡试等高层次的考试中获得成功，极易遭遇社会质疑，而危险性极高。这样对于科考士子来说，科考成功之路既在考场内，又在考场外。这就是科考士子异常注重平日和科考期间的同学往来、师门拜谒、联络地方上有名士绅，以及热衷于参与地方各类考课活动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不仅在杨恩寿的日记中，可以说在晚清其他所有参加科考士子留下的日记、传记和书牍等文字中，都大量看到这种记录。同治年间及其后有关科举制度改革比较统一的见解，其中之一是在科举考试选拔过程中附加荐举程序，实际上这代表了将上述客观存在的补充机制制度化的愿望。随着科举队伍的扩大以及竞争的加剧，与成功相联系的考场外的因素比重愈益增大，为了强化书院师长、同学以及士绅社会的认可程度，士子不但必须力求在各类考课中名列高等，而且要频频参与各种与师长、同学及地方士绅社会的交谊活动。在晚清不闻窗外事并不善交际活动的士子，欲获取较高科名的机率是很小的。无论科举成功的士子还是科场失意的士子，频繁的交际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这样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成本就大幅增加。由于士子科举的成功联系了地方士绅社会，包括地方官员的群体性的认可，在参与科考的过程中，士子是不乏自我约束并协调人际关系训练的。从这点是否可以说，参与科考的士子中大多数并不乏“合群”的意识！
(作者为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清末科考策问中所反映的士人意识
■周振鹤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遭遇一场大变故，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使得清廷不得不实行新政，将戊戌政变所废除的维新方案一件件实行起来，其中科举考试的改革就完全按照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意见来做。于是在光绪壬寅、癸卯与甲辰连续三年举行的两科乡试与两科会试就成了科举制度废除以前最为特别的考试。这四科考试废除了八股文，而以策论为考试重点，通过其中第二场考试的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我们可以了解政府上层官员与一般士人对于中国当时情势对于世界事务的了解程度到底如何，尤其是在对近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策略应该如何制定有什么见识，这是向来近代史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往往只注意熟悉领导思想潮流的领袖人物，而缺乏对一般思想的了解，而清末科举考试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之巨，其中仅同时存在的举贡人员也有数万人，如果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等于对中国基本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知识状况无所知晓。通过对光绪壬寅、癸卯与甲辰三年四科的会试与乡试策问文字的分析，来追寻百年以前存在于官民两界的一般思想潮流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改革后的乡试与会试的第二场是各国政治艺学策考试，每场考试由主考官出五道问策，而由考生作答策。两科会试共10道问策，两科乡试各省合共170道问策，由问策体现出来的主考官员的世界与中国的意象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真实，答策又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考生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以及对世界情势的认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世界认识得越深刻，等于是对中国认识得越深刻。各国政治艺学策这样的官方考试等于正式号召普通知识分子关心世界历史的进程，从而客观上让应试的举子们了解到中国的弊病所在，无论对改革对革命都准备了思想基础。但清末保留下来的这些问答文字似乎从未有人利用过，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虽然考生的答策并不全是在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而是要迎合考试的需要，也就是在力争中式的前提下的急就章，所以必定要揣摩问策的意向，使答策能得到考官的认同。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精彩答策，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相对丰富的思想内涵。当然有些问策迹近可笑，答策也很幼稚敷衍，但正是这样良莠不齐的一问一答，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变化的真实。
举一例而言。山西壬寅年乡试有这样一道策问：中学西学互有体用。西人中如倍根之讲求实验，笛卡尔之专务心安，未尝不与中学通。今普通学堂兼取西人所长，补我所未逮，何以不病迂疏，不涉诞妄，义理明而格致精，体立用行，以备朝廷任使策。
这个题目之出已经说明考官对新思潮有相当之注意，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群既想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不想触动中国原有文化与政治体制的高官的基本主张，但这个思路被严复所批评，严认为中学自有中学的体用，西学自有西学的体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由这个题目首先可见考官已经认可了严复的思路，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则又回到老路上去。晚清因为受到西学的冲击，国人自信心大受挫折，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挑战，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追寻自身文化光荣的一种心绪排遣(或曰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或者退一步，提倡中学西学有兼通之处，如本题首先就预设培根与笛卡尔的思想与中学是相通的，为考生定下框框。而具体要考生作答的是题目的后半部，亦即询问考生怎样才能使兼取西学的新式学堂能够避免迂疏诞妄的毛病，而达到体立用行，让朝廷得以利用。
乡试的题目是由主考官出的，只与考官本身学识有关而与乡试所在省份的地域特征无关。壬寅年山西乡试的正副考官是曹福元与杨士燮，并不是特别有名的人物，而出这样的考题或许说明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反映了当时不少官员的见识水平。考生答问则自然要兼顾表现自己的能力与迎合考官的思想倾向，才能保证中式。在这一题里，考生要先表露自己对西学的了解程度，同时也要体认中学与西学的兼通，最后才提出自己对学堂如何运行的见解。这一年山西乡试取中的第一名举人是王炳宸，在他的答策中就说道：“矧理学之说西人有与中华同者，梭格拉底言格致，以去伪存诚为先。伯拉多言理学有至诚至善之要。不独倍根之讲求实验，笛卡尔之专务心安为见道之语也。”显示出在策问里提到的两个西学名士以外，他还知道更早的苏格拉底与伯拉图这样的大学者，而且也知道这两位学者的主张与中学相通。不过除了考问学识以外，这一题目更重要的是要看看考生处理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类棘手问题的本事。
光绪壬寅癸卯之际正逢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但许多人也担心学堂虽然有利吸收先进西学，却可能陷入废弃中学的尴尬。这种心理状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始终存在，并不只是当时人所特有。本策问题里所谓“体立用行”背后潜藏的台词，还是想要西学的“用”，而不要西学的“体”，尽管考官明知体用之不可分。聪明的考生自然理解这一点，所以回答起来也很巧妙：“今学堂普建，妙选高才，非谓西学可通中学，缘饰西学而忘其本原也。亦非谓西学不外中学，专务中学而坐失机宜也。”此考生担心有人以西学中源说为借口，说既然西学与中学通，只学西学已经足够，从而忘记中学本原，或者反过来说既然西学不外乎中学，专务中学也可以，从而失去学习西学的良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惟当经经纬史，明理达义，而后择西政西艺(按：即西方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之可行于中国，不背孔孟之意而驯致富强之效者，次第考求，以期体立而用行耳。”这样的回答可谓面面俱到。不但如此，这位考生还进一步体会到考题中的“何以不病迂疏，不涉诞妄”，是暗含着考官对新式学堂可能危及中国传统体制与文化的担心，所以直捷了当地答曰：“不然舍正谊明道之言，而以中学为无用，势必矫枉过正，始则取其所当学者而学之，继且取其所不当学者而亦学之，甚至败常乱俗，袭取乎平权平等、自主自由之谬说，以惑人心而祸天下，其恣为诞妄，恐西人闻之，亦所羞称，尚何足与言西学哉，更何足与言中学哉？”这几句话不能不说是点到了考官的心坎里头去的。一篇七百字的答策，差不多都是此类天衣无缝的语言，另外四道策问的答案也有可观之处，再加上第一场的中国史事论，第三场的四书五经义，王炳宸也都有合适的发挥，难怪乎取中为当年山西第一名举人了。
尽管从光绪壬寅癸卯科考中的策问体现出来的考官与考生的见识，尤其是对当时世界事务与西学新学的认识，并不全面，也有所变形与扭曲，但这些策问与答策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资料库，足以让我们利用来作为分析一般士人思想状态的依据，并补充辛亥革命以前十年里时论反映的国家与社会形势的不足。限于篇幅，上面所选只是山西一题策问以及一位在历史上无藉藉名的考生的答策而已。壬寅癸卯科考中不少中举的考生后来在民国出大名者，如沈钧儒、谭延闿、蒲殿俊者，在策问一场中的表现，也多有可说之处，至于对这两科乡试与随后两科会试众多策问题的分析也只能有待以后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科举停罢所引发的历史震荡
■宋宏
百年前的1905年，清廷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此制属中华帝国的基本建制，但诏令一出，举国上下几乎波澜不惊，时人似乎视之如常。敏感的严复却警觉到“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并将其比之于上古时代的“废封建、开阡陌”。抚今追昔，科举停罢所引发的历史震荡，的确深刻影响了百年来的中国社会，使之浮现出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复杂面容。对其中的是非曲直，长久以来，学术界、思想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过，以往基于“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冲动，对科举本身毁多于誉，对废科举带来的多重后果也缺乏深刻的体认，近年来，人们开始改变此种简单化的看法。值此科举废除百周年之际，上海市历史学会邀请沪上学者同仁，于11月26日－27日在江南古镇南浔召开“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诸位学者就科举制的功能、意义、科举的废除及其历史后果等议题各抒己见，议论风生。
科举：具有形式合理性的选官制度
科举首先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国家藉此得以网罗天下英才。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周振鹤认为，目前对科举的讨论，多侧重于其意义和影响，而对科举制本身研究甚少，八股文即其中一例。自明代成化年间始，朝廷用八股取士。八股只是一种形式，它使改卷者有规范可循，标准可依，而考试内容则局限在四书文、五经文里，士子要代圣人立言，也限于朱注。过去常说八股禁锢士人心灵，事实上，资质俊秀之才，其思想是禁锢不了的，根器驽钝之人的头脑不禁也自锢，只是中人之才多，这些人的思想易受牢笼，科举之弊于此尽显。但科举有它的公平性，八股文的形式所提供的统一标准是其一，此外，科举考试不仅面向诗礼簪缨之族，而且也对贫寒子弟开放。尽管出身不同，入仕之途会有难易之分，但考试毕竟不问出身高低(个别限制除外)，还是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上升机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严耀中非常赞同周振鹤对八股文的评价，认为八股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八股文就没有真正的科举制度。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国强认为作为一种选官制度，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取代以往举荐、征辟为主，凭藉金钱和血缘(门第)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它具有公平性，这不仅表现在考试向不同阶层的人士开放，而且整个程序相当严格，因而能绵延千余年之久。严耀中谈到，虽然科举始自隋朝，但在宋代前后差异很大。基本上，宋之前是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以推荐为主，其中，两汉、魏晋举荐强调门风，以德为中心，隋以后分科而举，注重士人的才智。宋代开始才以考试为主，推荐不起作用。之所能如此，与社会变迁有关。因为全国性的考试需要形成统一的意识，没有印刷术的普及，何克臻此？明代科举的繁盛，显然也与此相关。全国性的考试必定还会加重整个行政系统的负担，这就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宋代以来由商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无疑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发言时谈到，科举的核心是国家的选官制度，有意思的是，当它通过八股的形式来选拔官员，提供了一个形式的合理性，使得选拔的标准大体相似，能够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公平，贫寒子弟在统一的衡文标准下，凭藉自身的努力也可获得登第入仕的机会。科举之弊，朝廷亦非不知，但在实质性公平无法保证的情形下，保证形式的合理对国家来说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科举的意义、影响与功能
对于科举制度所衍生的社会作用，与会学者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国强认为科举制的社会影响首先在于它造成了一个完备的士人群体，他引钱穆的话，国史自中唐以下，天下成为一个士人举子之天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科举还导致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给了下层人士以升迁的希望，这显然有助于消解社会紧张。另外，科举制度的实施也使得整个社会真正养成了尊重读书人、尊重知识的风气。在发言中，许纪霖指出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的取向对于国家之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科举使得国家与精英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制度性的联系渠道。儒学之所以在传统中国有力量，正如余英时所说，主要在于它被建制化了，通过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考试制度，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科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上海档案馆研究员冯绍霆也认为科举在中国延续上千年之久，有着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在传统时代，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僚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依赖乡绅阶层维系统治。因此，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科举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或考试制度，它同时起着整合帝国的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诸领域的功能。许纪霖认为科举是保持王朝一体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华帝国的疆域极其辽阔，而当时的技术手段又相当落后，因此，如何对广土众民实施有效的统治，使之形成共同的天下意识和王朝意识，没有科举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科举发挥了王朝一体化的整合功能。
废科举：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如此重要的科举制度何以到了清末变得难以为继了呢？周振鹤认为由于科举的确束缚了中人之才的头脑，在晚清西力冲击的背景下，渐渐维持不下去了。清廷意识到不变科举会累及国家文化，戊戌时，就下诏废八股，但几经反复，并未成功。庚子事变后，两宫回鸾，清廷下诏变法，真正废除了八股，改试策论。废科举之前，清廷对科举的改革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考官所出的题目上。翻阅这几年士人的一些答策，可以发现内容涉及讨论治外法权的收回、金本位和银本位、各国的地理与政治等全然属于“新学”的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在发言中认为，科举其实可以不废，如果改革得好，可用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从而使得新旧过渡能够平稳进行。科举作为文官制度是一种选拔，作为教育制度是一种测试，事实上，任何社会都需要这两种机制，因此比较受到当时近代社会的肯定，比如，明末利玛窦在翻译时就将举人、进士与硕士、博士对应起来。办洋务时，曾、左、李等封疆大吏在地方上展开文教改革，但中央只有总理衙门支持，别的机构都反对。这就形成了中央不改，地方已经开始改革的双轨局面。当时地方书院已变为格致，讲授声光化电，培育新式人才。但这些人才无法进入中央，得不到重用，这背后涉及封疆大吏与中央官僚集团的利益之争。曾国藩、李鸿章欲走地方文化改革之路，藉此来推动中央政治的革进，将新式人才引入朝廷，但未获成功。90年代上台的是康梁的激进变法，卒遭失败。政治改革的流产，又使士人集矢于科举。由于政治体制不改，结果，早期书院的改革和后来兴办的中西学堂都垮掉了，最后整个科举被废除，传统教育被中断。由此导致后来吏治大坏，民国吏治便不如清代。本来是可以形式不变(保留科举形式)，内容革新，从而避免后来的混乱。
杨国强指出科举的确有可议之处，自产生后就不断遭到批判。朱熹即指责科考是利禄之途，坏人心术。科举之所以后来被废除，是由于当时的教育。清季举办了不少新式学堂，但不废科举会使得学堂的学生无心向学，妨碍了新式人才的培育。这背后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的急迫心态。总体来看，科举的废除一方面是士大夫自己消灭自己的举动，它使得通才教育转变为专才教育，原本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了，都变为专业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四民社会”的解体。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提到科举废除后，有士人因仕进之路被中断，心存怨怼，后转而成为宗教领袖，显示出科举废除对士人心态和出路的影响。
东华大学历史所教授郭太风认为，科举的停废直接导致了清廷的崩溃，这是由于士大夫阶层的解体使得其中一部分士人转而进入了军界，尤其是加入了新军，武昌起义即是新军革命。另一方面，废科举后，尽管教育现代化了，但由此又造成教育质量差、教材使用不统一，教学内容浅薄化等弊端，不如传统教育成熟、精到。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认为国民心态的浮躁，背后有民族危机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日俄战争胜利后，1906年，日本满铁开始在中国展开大规模调查，今日来看满铁资料，里面整个是一新学系统。曹树基还谈到，1910年满洲里爆发鼠疫大流行，清政府委托剑桥毕业的博士来主持防疫。随后清政府召开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国际讨论会，编成《东三省防疫事务报告书》，如果变成教科书，一个现代医学体系完全可以从中建立起来，但几个月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这表明清政府在转变过程中虽不断在革新，但清廷所处的是一个太过尴尬的时代，它已没有时间从容准备了，无法做到在内容上革新的时候，继续保留旧的形式。在会议接近尾声的发言中，许纪霖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精英开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流落到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清政府是毁在废科举上，说得绝对一点，不废科举，何来“辛亥”？没有“05”，何来“11”？科举的废除还造成一个后果，民国找不到使得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整合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胜利乃是地方士绅的胜利，中央不再能控制全国。此外，科举废除后，这套比较具有公平性的选官制度没有找到替代品，结果吏治大坏，任人唯亲、派系政治等泛滥成灾。所以科举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比辛亥革命更重要，它倒是一场真正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后，冯绍霆在发言中强调废科举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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