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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5日 14: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王芸生(1901~1980年)的八卷本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据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编辑孙晓林介绍,此次推出的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三版,在上世纪80年代修订版基础上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早是上世纪30年代《大公报》同名专栏的结集。

  1931年“九一八”后,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倡议下,开设了由王芸生主持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拟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写到1931年“九一八”。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从1932年1月11日推出起,每天一篇持续了两年半,但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和忙于社评等事务,王芸生没有写完原计划中的最后一部分。

  该专栏引起巨大反响,《大公报》社出版部于1932年4月将已连载3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第一卷出版,1934年出到第7卷。这套书以浅近平易的语言,叙述了1871~1931年这60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实际涉及东北亚、中俄、中美等更广泛的外交关系),被学界普遍视为“开启了中日关系研究的先河”。

  
胡愈之牵线促成修订版

  1957年6月,周恩来嘱咐王芸生抓紧时间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因“文革”中断的修订工作在1979年又重新启动。胡愈之先生1979年5月11日给出版家范用先生写了亲笔信:“现在中日关系虽然发生了大变化,但日本侵华史料仍有保存和研究的价值”,“我以为此书曾得到毛主席的表扬,则重新出书是一件好事。”

  病中的王芸生,对修订倾注了最后的全部心血。在1979年10月24日给编辑陆世澄的信中,他说:“我仍住在北京医院,看来还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总之不会影响交稿计划,而且我的病已大好,大致已能做事。”

  王芸生撰写了长篇《修订导言》,“全面说明编写缘起、已完成的修订和未完部分的设想”,具体修订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卷,三至七卷大致维持原状,少量增添重要晚出文献、删去不需要的东西。

  在胡愈之、程思远、楚图南等先生建议下,初版中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王芸生委托《大公报》老人张篷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成第八卷(此卷交到出版社后经编辑家戴文葆先生加工整理才达到出版要求)。

  孙晓林编辑介绍,由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一卷较多地涉及朝鲜问题,“作者修订时非常注意措辞。”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第二版“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一味批判他搞投降外交,今天看来,过于简单化了。”

  稍感欣慰的是,由赵朴初题写书名的修订版第一卷,抢在王芸生1980年5月逝世前的两个月送到了他的病榻前。已故历史学家刘大年撰文盛赞上世纪80年代修订本,“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大公报》研究专家王鹏介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日本也有广泛影响,该书有两个日译本。从1933年开始,由末广重雄监修、波多野乾一和长野熏合译,龙溪书店以《日中外交六十年史》为题陆续出版该书。“1987年7月日本龙溪书店又再版发行,仍得到日本史学界和外交界的重视。”

  
“戏剧性”贯穿作者的一生

  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表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相当戏剧性地贯穿了我父亲的一生”。当年供职故宫博物院的大文物家单士元“对我父亲大开绿灯”,王芸生拿到了故宫博物院(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和北平各图书馆的珍贵档案史料,其中清廷编写的《筹办夷务始末》“系统地记录外交来往文件已无忌讳。”

  清朝的遗老遗少纷纷主动向王芸生提供资料,“当时可热闹了,来找我父亲的人有带小辫儿的,也有不带小辫儿的”。其中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儿子。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提供了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

  因此书声誉鹊起的王芸生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并给他讲“三国干涉还辽”的课。在延安,毛泽东也经常参考此书。

  1972年9月2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双方数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73年4月,王芸生参加了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归国后一个月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1976年还率领中日友好工作者代表团访日。“四人帮”被打倒后,一些人纷纷猜测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田中角荣,使王芸生早于别人好几年得“解放”,王芸生却说:“是这本书‘解放’了我!”

  临终前,王芸生流着泪告诉儿女:“正是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富有远见的“学者型记者”

  谈到这次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意义,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主任舒炜说:“这套书是名家名著,至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在当年动员抗日战争的舆论中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中日关系处于特殊时期的背景下又可给比较情绪化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补上中日关系历史之一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沈予研究员认为,该书是现代中国研究中日关系中最有分量的专著之一,在引用外交文本等原始资料方面也树立了典范,当然整体上还比较粗糙,还要去粗取精。

  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和《大公报》系列社评享誉学界和社会的王芸生,与当时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人都有不错的私交,所以他也往往被看作“学者型记者”的一个典型。而事实上,王芸生只有“小学”的学历。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奠定了王芸生日本问题专家的地位。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他以《大公报》总编辑名义参加了中国赴日记者团,对投降后的日本进行考察。回国后,王芸生把所见所闻写成《日本半月》等12篇文章,他总结了日本之行的观感:“在地理上既如此的近,在文化上又如此的同,在日本新生的路上,中日关系就应该注意安置在一个合理而且健康的基础上。” (实习生 燕舞 廖恬)

责编:杨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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