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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总序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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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