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2月26日 09:35 来源：
关于“政府部门利益化”，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是这样说的：政府部门利益化的实质，是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而这个主体恰恰是政府的一部分。
这有点抽象。人民网有作者来解读《郑州市市区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分配方案》，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政府部门利益化”是怎么实现的。
简言之，该市共600个零售网点，有的区分配的名额多，有的名额少，这就是第一次利益分配。然后，烟花爆竹零售者必须经过培训，培训经费是“每人不超过300元”，同时规定，每个网点不得少于2人。于是，参加培训的总人数将不少于1200人，总培训费不少于36万元。而且，今年的零售许可证，只能用一年，明年如果再用，还得再“申请”，这一申请，就又得交费，当然还得再次参加培训，再次交培训费就无需多说了。
交了“培训费用”之后并不等于就拿到了许可证，还要进行“筛选”。比如说，金水区安监部门将按照2∶1的比例筛选出场所设置、周边环境较好的300多名申报人员，然后对其申请材料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实地审查，最终确定发证名额。如何从300多名申报人员中“筛选”出合适人员来，是否涉及收费，文章中没有说，但我想，肯定又有了操作空间。这里多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这是一起以“重视安全”为名的“政府部门利益化”实例。重视安全是否必须要收这么多的培训费，是否必须“每个网点不少于2人”参加培训，然后再来按照2：1的比例进行“筛选”，然后才发零售许可证。大家心知肚明，公共权力，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冠冕堂皇地被各部门分解，然后，“利益化”了。所以有时候百姓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无为而治”。
这可以从学者谈论王安石变法时的说法找到支持。某学者说：“变法（即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变法。不，他们不害怕变法，也不害怕不变法，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变法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所以，百姓希望官员能够“无为而治”是古已有之。这是比较极端的想法，也是比较消极的想法。事实上，百姓并不是希望官员不干事，官员都不干事，百姓有了难事、急事、烦心事，又到哪里求助呢？官员手中掌握有权力，掌握的是公共权力，百姓希望这些公共权力被有效地运用起来，为百姓造福，为百姓解忧。所以，百姓并不是真的希望官员“无为”，只是希望官员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
比如上访，当百姓利益受到侵害，或是遭遇不公的执法，他们寄希望于上访，向上级信访部门或者向上级领导人诉说自身困境，寻求支持，希望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办法。这表明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在这个时候官员们“无为”，群众就会大失所望。现实情况是，确实有些官员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无为”，却在“截访”上花大力气，他们在拦截群众上访、故意堵塞民意时又表现得“有为”。群众对他们就不止是失望而已了。
“政府部门利益化”的发生，该有为的时候无为，该无为的时候又有为，其症结就在于背离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准则。可是，官员们有多少人真的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这是很有必要的。(华莹山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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