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闻简报》

王伟

我与《新闻简报》结缘,并非是兴趣爱好的选择,也不是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组织上的分配。那时,我心甘情愿地服从了领导决定,谁知,在《新闻简报》这块园地里,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1950年,我从“学习团”结业后,就被分配到“简报”组学习和工作。当时的编辑龚琏、叶炯、石梅等同志,都是领我入门学艺的老师。

《新闻简报》是新闻纪录电影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是新闻纪录片中的一个片种。它每一号的长度仅有10分钟,内容涉及重大的时政新闻,以及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等。每号有五个左右的小主题,其中必有二、三个国内重大新闻,像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样放在前面。它短小精悍、迅速及时地通过银幕形象报道祖国各个方面最新的消息(相对而言),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广大观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片种。它创刊于1949年,我到 “简报”组时已改名为《新闻周报》,每星期出一号。到了1955年,新影厂确定以短片为主的制片方针,把杂志片列为制片的首要任务,把《新闻周报》又改为《新闻简报》,每五天出一号,增加了产量。过了几年,又将“简报”的出片时间改为每周一号,样式上基本没变。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主要是编辑“简报”。有时,也参加一些纪录片的编辑工作,尤其是编突击片多些,如《六亿人民的怒吼》、《亚洲风暴》、《刘少奇访问朝鲜》、《历史的见证》等长短纪录片。那时的“简报”组,像一个流动的兵营,常有新闻片编辑去编纪录片,也有纪录片编辑编杂志片,还有新入厂的编辑以及兄弟厂来学习的编辑进进出出,现在已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参加过“简报”工作。后来分了纪录片室、新闻片室两个片室,各自人员也就相对固定下来。

在大劫难、大混乱的“文革”年代,“简报”依然未停产,就是出片时间不能定期,产量也减少了许多。1967年仅出了10号,1969年出了14号。从这时起,我失去编片子的权利有6年之多。到了1973年春,我从干校调回厂参加生产,又因工作需要,仍然被分配编“简报”。当时,工作进行很不正常,有时突击工作,一夜之间就要编出一号,有时则个把月才编一号。

“文革”结束后,到了新时期的1978年,《新闻简报》改版为《祖国新貌》。在领导安排下我试编了改版后的第一号,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次改版是杂志片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杂志片的摄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祖国新貌》的任务是反映新时期在社会主义祖国各个方面的新面貌。它由黑白片改为彩色片,由七天一号改为十天一号,样式上仍然是由五个主题(或多或少)汇编为一号。不过,由于电视的发展,“新貌”不再报道时政新闻。它虽然是具有新闻因素,但不再强调时效性,使其少受时间限制。在创作上,力求思想新、内容新、题材新、手法新,在“新”字上下功夫。改版之后,一批又一批具有新意的主题纷纷问世,比如《天鹅之恋》、《小镇的早晨》、《树根造型》、《初雪》、《赏菊》、《四十年后的刘巧儿》等等,标志着摄影师新的艺术追求。《祖国新貌》的诞生,以及艺术上的创新,给人一种新鲜、亲切感和美的享受,受到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专家和领导好评,仅在1979年一年中,就有三号《祖国新貌》同时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奖。

1985年之后,我由杂志片工作逐渐转到纪录片方面来,由于对杂志片割舍不断的情结,我的“户口”并未转走,依然留在新闻片室。有时编驻站摄影师拍回来的纪录片,有时从旁协助摄影师编片,如《楠溪江》、《凝聚》、《雪山杜鹃》等影片,也大多是与驻站摄影师合作,有点难舍难分!

不知何时《祖国新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消亡虽然是电视迅速发展的必然,但由于与《新闻简报》、《祖国新貌》等杂志片风雨同舟几十年,不免有些伤感。当心中为它默默地唱起送别的挽歌时,不由地想起它在历史上的贡献和曾有过的辉煌。

《新闻简报》(含《祖国新貌》),是新影厂引为自豪的名牌产品,在中国也许可以说家喻户晓。4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它,看过它。

当新闻纪录电影发行放映问题困扰着新影厂时,“简报”的发行拷贝量一直遥遥领先,每一号发行拷贝总在300个左右。

中宣部也曾明确指示,要重视“新貌”的制作和发行,并且要电视台播出,以发挥它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几十年来,它的突击贡献还在于为党和国家积累下大量珍贵的影片资料。当前国内外编辑的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影视片很多镜头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摄影师拍摄的第一手材料。

“简报”的贡献和辉煌,首先应归功于奋战在第一线的摄影师。他们远离北京,远离新影厂,常驻各省、市、自治区,在高原、在边疆、在祖国四面八方,孤军作战,长年累月为“简报”拍摄主题,功不可没。他们具有的高度责任心,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崇高的远大理想,是这一代摄影师的群体意识。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这个平凡、普通而有意义的事业。

摄影与编辑是“简报”工作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前方与后方。“简报”的编辑,主要任务是在摄影师拍回的主题基础上,进行后期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完整的成品。这个只有10分钟长度的小东西,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后期制作过程与其他片种相比,一样也不能少。首先是看摄影师拍回来的原始样片,阅读摄影师写的摄影报告,以及搜集来的各种相关的文字材料,从许多主题中选出每号“简报”所需要的五六个主题进行搭配,力求思想鲜明,内容多彩,艺术上生动活泼。编辑时尽量保持摄影师原来的艺术设想。解说词要写得言简意骇,生动有趣,通俗易懂,让解说员读起来上口,让观众听起来顺耳。还要为每一个主题起一个醒目新颖的标题,要求美工字幕美观活泼,音乐要能够烘托画面,音响效果要配得恰到好处。最后进行综合录音,双片送审。领导审查通过后才送洗印车间套底、印拷贝。这么多年就是周而复始地进行这样的工序。因为“简报”是定期杂志片,每道工序在时间上都是固定的,一环套一环,哪一环也不能耽误。因此,加班、突击是常有的事,真是累得很,有时心里有些烦。只有每当到鉴定室看第一个校正拷贝时,似乎闻到了胶片的芳香,才感到平凡工作的价值。

杂志片“简报”的特点就是杂,其中有政治、军事、历史、工农业、科学文化、天文地理、各种人物、珍闻轶事……编片时,首先自己要把主题内容弄懂弄明白,才能用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观众。因此,就不能不逼着自己去学习。虽然学得不深不透,然而在这么多年中,却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算是在“简报”工作中的收获。

“简报”小而繁琐,但编片时却一点也疏忽不得。我曾有过把地名、数字搞错的时候,不得不再重新录音,给工作造成损失。后来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当进录音棚之前,都要把解说词中的人名、地名、时间、数字等等再仔细核对一遍。编辑“简报”的工作实践,教给我要有安于小的思想,要有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作风。

编“简报”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有它的欠缺,最主要的是接触实际深入生活的机会较少。因此当这种机会来临时,就格外珍惜它。1959年,为了拍摄庆祝建国十周年专号,我同摄影师刘浪、朱振权一起去了在西北的玉门关,领略了大漠的奇异风情,看到了石油工人的忘我劳动。至今想起那时与工人亲切交谈,与摄影师的愉快合作,仍记忆犹新。我还曾先后去过一些地方,使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呼吸生活中的新鲜空气,倾听观众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建议和期望。有一次在山东长岛工作,偶与一位远离城镇常驻孤岛的解放军战士聊天,他谈到在海岛上也能看到新闻纪录片,看到最多的是《祖国新貌》,看电影时,如果前边没有《祖国新貌》时就觉得缺少点什么似的。听到这些话,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暖流,能得到观众的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还有何求!

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与摄影师建立了友好的感情。每当清茶一壶,水酒一杯,和外地回京的一些摄影师天南地北侃大山,探讨摄影、编辑工作的问题,进行自然的感情交流时,深深地感到来自工作、来自合作中的愉快,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作为编辑,心中最不愉快的时候,是看到摄影师辛辛苦苦拍回来的主题,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被编用,用行话说是被“枪毙”了。有时能尽力挽救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主题,心中确实感到很痛快。我曾在领导的授意下,试着将不能独自成立的20来个反映农村改革的主题汇编成一个专号《田野新歌》,表现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农民的喜悦和希望。影片选用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贯穿始终,加之农村早晨的鸡鸣牛叫等音响的配合,表现出新农村蒸蒸日上,一片欢腾的新气象,给人以鼓舞和希望。影片在观众中引起了兴趣,并先后获得厂的“星光奖”和文化部奖。《田野新歌》是杂志片采用了专号样式编辑的,是以同一内容,一个中心思想贯穿全片,使影片中心突出鲜明,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

在“简报”时期曾出过特号,常用以报道重大的时政新闻,或“国庆节”、“五一节”,或配合当时的宣传报道中心任务,这种特号有点类似报纸的号外。1981年,我曾编过一号反映儿童健康成长的专号,叫《小星星》。影片开头用了一组可爱的娃娃特写镜头,配上这样一段解说词:“小星星,光闪闪,亮晶晶。你看哪颗星最美,哪颗星星最明?”之后用了五个同是表现孩子的主题:卢长利、陶运钰拍摄的《谁家娃娃最美》,顾泉雄拍摄的《“巴山夜雨”小演员茅为惠》,周家驷拍摄的《小画家王昕海》,刘永恩拍摄的《书法小兄妹》,李汉军拍摄的《壮族小体操运动员》。我喜欢这个专号,更爱这些孩子们。几年之后,我建议用跟踪的方法再拍一部这些孩子成长情况的专号,我想观众一定会喜欢,如果若干年后再跟踪拍摄,会是很有意思的。我虽然把拍摄设想都写好了,但未能如愿。至今,我心中依然感到遗憾!

回顾多年的编辑工作,有得有失,有苦有乐,有遗憾,甚至有的事情也让人感到寒心!

酸甜苦辣都已成为过去。离休之后,为了给自己几十年的创作工作划一个句号。我根据保存的资料,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40年的电影生涯中,我共编辑了影片530多本(包括合作在内),其中长短纪录片63部170本,杂志片358号(本),还是杂志片数量为多。可以看出,我这一生很平凡,没有什么成就。然而想想,这500多本片子,总是为国家为历史做了一些事情,漫长的岁月没有白白走过;再想想,与《新闻简报》杂志片结缘几十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