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红墙
赵立凡

人生会有许多理想，而理想多是华而不实。我少年不敢奢望，只求一个温饱。因为我的家乡苏北太穷了。

往往运气又会不期而遇。当我只身远行千里到北京报到的时候，我既没有范进中举的疯狂，也没有周瑜赤壁的得意，反而有些自卑和胆怯。在人地两生的北京，一个操着浓重苏北口音的男孩，如何生存和生活。

北京容纳了我。新影同志们的热情融化了我。把我当作他们的晚辈和后生。

经过1959年寒冷的冬天，60年代第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我和老同志一起去西郊四季青公社拔大白菜，去东北旺围猎黄羊，到门头沟煤矿下矿井，在二龙路街道拍邻里之间，也跟随去首都剧场拍摄苏联芭蕾舞台艺术，还去摄影棚观摩见习拍摄《风暴》和《早春二月》。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工作是繁重劳累的。

从严冬走向早春，我经受了第一个考验和锻炼。在北京春节的时候，虽然那时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但我已经感到春天的温暖。那一年的春节，许许多多的老同志邀我去他们家里过年，热气腾腾的饺子和辛甜的腊八蒜，使我感动得流泪。

吃百家饭的孩子好养。这一年我就是吃百家饭过了春节。组织和同志们的温暖感动了我，也教育了我，使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春节刚过，摄制工作室的秘书王宪林通知我，说主任要和我谈话。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主任办公室。石益民和杨今勇坐在那里，我怯怯的，他们热情地要我坐下。石益民同志却站了起来，郑重地和我说：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考验，正式分配我去中央队工作，做摄影助手。

杨今勇对我说：看到我们“人民电影先锋队”那面旗帜了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队的光荣。小伙子，好好干吧。到中央队去工作不容易，首先是听话守纪律；二是肯干能吃苦；三是爱学长进步。

我记住了，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依然那样，既没有过我的兴奋，也没有过多的惊喜。我知道随中央首长工作，不能出差错。

然后我到中央队报到。中央队当时就在我们马相胡同宿舍。虽然不是单独一个院子，但也十分清静和安全。虽然院子里住了那么多的住户和单身汉，但很少有去办公室做客的，因为这里的工作需要严格保密。

我的老师就是庄唯、舒世俊、张贻彤、陈锦俶几个人。应该说我沾了年龄小的光，再加上乡下来的孩子天性老实，他们都喜欢我，把我当作小弟弟对待，亲切热情，关怀备至。虽然我在扬州艺校学的新闻电影，但那点理论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用的，还是从实践开始，擦机器、装胶片、倒片子、作记录、收拾屋子，样样都干。

万事开头难。老师们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们也是从这基本功开始的。

助手就是助手。尤其在中央队工作，不能出一丝一毫差错。中央来的电话要详细记录，时间、地点，哪位领导活动，接见谁，记录不能有误。虽然当时还没有允许我到现场工作，但听到毛主席、周总理、刘主席的名字已够亲切的了，好像已经接近他们。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60年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幸允许摄影助手到现场工作。

现场就是人民大会堂。开幕那天我换了一身新洗的布衣服。虽然天气已经开始转暖，但那时候我买不起毛衣，只好里面穿了一件棉背心，现在想起来够寒碜和脸红的了，但那时我确实就是那样。

到了现场，我帮助老师支好三脚架，摆好机器，然后安排我的工作位置就是在大会堂西南角的舞台下，我的任务就是装片子。从大会开始到大会结束，我的两只手就闷在黑口袋里，一盒一盒换个不停。那时的摄影机是西德的“阿莱”，一个片盒只能装200呎片子，任其拍，机器转两分半钟即完。同期声的机器是大片盒子，也就是装400呎。当时在现场工作的摄影师很多，我一个人负责帮助那么多摄影师换片了，工作量大，又不能出差错，大会堂的暖气又足，热的我满头满脸都是汗，小棉背心也湿透了。等我工作完了，第一次开幕式的会议也就结束了。

虽然就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下，紧张的工作和紧张的心情使我不能走神，可惜我没有仔细地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甚至于连谁作的报告我都没有听清楚。

散了会的大会堂空空的，服务员们忙着收拾茶杯椅子，记者们忙着收拾三脚架和机器。我心里茫然的，这个时候我才感到后悔和紧张。

唉，我在毛主席的跟前，却没有没有看见毛主席。我心里还惦记着我装的胶片有没有毛病，出没出差错。

过了一天，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师给我的机会，让我确确实实的看到了毛主席。

第二天举行全体大会前，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一些代表。舒世俊和庄唯布置我背着两个片盒、搬着一个小板凳跟着他们。片盒是装满片子的，随时可以用，小板凳是我们从食堂里带过去的。为老师站着拍高度。

先到118厅，那里是中央首长集中休息的地方。我怯怯的，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又背着那么多东西，很是好笑。不知什么地方该是我的位置，我只好站在门后。大会堂保卫科的张科长走过来看看我的胸牌，严肃地问：谁带着你到这儿来的。我不知所措，顿时害怕起来，不知他的官有多大。舒世俊赶快过来对他说：不要欺侮人，看我们小是怎么的。老舒和张科长是老朋友，这半是玩笑半是责问的口气，解救了我。在场的几个服务员也笑了。

不一会，毛主席进来了，高大的个子从我身边一走而过，像带着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带笑迎出来握手。我也跟着摄影师挤过去，跟在舒世俊的后面。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各种感情一齐涌上心来。不错，我就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就是毛主席。

我们的救命恩人呀。我后来老后悔，在我到北京来的时候，父亲曾说过，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要向毛主席磕个头，谢谢他。怎么我这次竟忘记了呢？

没有想到，我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孩子，从此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其实说从此，也是个虚词。不过自我得意安慰罢了。后来毛主席单独见外宾的时候还是不让助手去。我仍然默默地为老师装片子，就这一点，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了。

一个多月以后，机会又来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访，先是周总理迎接会见、宴请。来访的第二天蒙哥马利又去天津杨村参观我军的空军基地，这些我都有幸参加了。在杨村基地蒙哥马利由周总理陪同，还一起吃了战士们做的热豆腐。

蒙哥马利毕竟是军人出身。检阅部队的时候，他让战士把帽子摘下来看看。他说，摘了帽子更看出中国士兵的神威，怪不得朝鲜战场取得了胜利。

带着在杨村看到的战士神采，蒙哥马利要去拜望毛主席。

1960年5月27日，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随舒世俊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我想又能见到毛主席，心里是极大的兴奋。4月份我和舒世俊去大会堂接见厅拍摄周总理接见外宾时，我又让张科长批一顿。那时我穿一双乡下的布鞋，干干净净，我已感到满足了。可是张科长却走到我跟前说，新来的不懂规矩吧？你能穿着布鞋进大会堂吗？布鞋是民族服装，只有领导人和外交官才能穿民族服装见外宾。

当然我记住了。后来我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双皮鞋。当时我的工资少，皮鞋贵，买不起，售货员拿了一双处理品给我。虽然是一个厂子，一个牌号的鞋，外表一样，里子却不一样，但穿起来，外观也看不出来，价格便宜，我买了。这次到丰泽园见毛主席，我就穿这双鞋，还高高兴兴的。

但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再加上我的一边倒小平头，就露出了马脚。进了丰泽园又过了一个院子，到了颐年堂。院子里干干净净，绿草茵茵。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那耸天的大树下谈话，看到我随着舒世俊过来了，他拿着烟笑着对舒世俊说：小舒，你今天把小弟也带来了啊？舒世俊马上报告说：他是我的助手，新来的，中办批准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笑了起来，从亲切宽容的笑意中，可以体会到当然是批准的，否则乡下娃儿能自己跑到这儿来了？

见到毛主席，又是那么风趣，起初我以为要把我赶出去，毛主席一说一笑，我放心了，心里甜滋滋的。说着，蒙哥马利来了。毛主席上前去迎接，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一是口音不懂，二是心里胆怯。我和舒世俊在颐年堂会客室拍了一会儿，就退出来了。

丰泽园，红墙里面的红墙。颐年堂，深入红墙里面人们向往的地方。青砖灰瓦，红檐绿窗，鲜花高松，这都是我后来才逐渐感觉到的景象。见到毛主席的当时，我真的没有顾得及去欣赏这美丽清幽的庭院。

从此时此地，是我迈出新的一步。从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老机场，如此重复的日新日复，我一直干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辞世。我含着悲哀、伤痛而又依依不舍的心情，最后一次参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拍摄亿万人民悼念毛主席。9月15日我含着泪，给毛主席遗体三鞠躬告别。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又随同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在他们身边工作，一直到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记者工作，走上部门领导的岗位。前后经历了三代领导人，30个年头。

中南海的红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象，我走进了她，却又感到很少的了解她。多少花开花落，春夏秋冬，红墙，我只是走近你。永远向往。

此时，我突然想起1971年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时候，毛主席说过，不能忘记我们的朋友，是他们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我不该忘记的朋友太多啦，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竹林近水半边绿，桃花连村一片红”。我永远怀念和铭记给过我支持、指导、帮助和教育的前人长辈，同行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