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洗礼

陈泽人

    在我已经走的生命历程中,心灵最受震撼的日子,莫过于1976年人民共和国三位伟大的缔造者相继辞世;印象最为难忘的工作,莫过于参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这部文献纪录片的创作。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惊天动地的噩耗震撼全球。群山肃立,江河挥泪,辽阔的祖国大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寒风在凄厉地呼啸,心潮在沉痛地悲号,大地沉默了,空气凝固了,无限的哀思象恶浪似地拍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此时此刻,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全体同志,有多少往事在脑海里激荡,有多少话语要向敬爱的周总理诉说。然而,最为紧要的是,作为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我们应该怎样为周总理送行?应该为历史留下点什么?全厂上下都深切地感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及时地如实地记录下这个沉痛的时刻,载入庄严的史册。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我们这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建并在他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人民新闻纪录电影队伍,一定要献上一部对得起总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好电影。当时的厂领导钱筱璋同志迅即组织了一个强大的摄制组,并声泪俱下地作了详尽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我有幸成为这部非同寻常的具有文献价值的纪录片的编导之一,承担影片解说词的撰写工作,和同志们一起经历了这部影片艰难而又曲折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锻炼和考验,经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灵魂大洗礼。

    数九寒冬,朔风凛冽。巨大的悲痛,深切的怀念,化作火焰般的激情和一往无前的力量。全厂同志各就各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影片摄制的各项工作。每个同志都希望能为悼念周总理的影片献上一片心意,贡献一份力量。紧张的拍摄工作开始了,同志们强忍着悲痛,忘掉了劳累与饥寒,满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短短的几天里,摄下了许多庄严肃穆的追悼场面和各族人民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无限深情。与此同时,从事影片后期制作的各个部门,也都恪守职责,尽心竭力,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对待悼念周总理这部影片那样,全厂上下齐心合力,团结协作,人人都自觉自愿、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动人情景。身处那样一种氛围之中,思想受到教育,作风得到锻炼,心灵受到洗涤,智力得以激发,是那样的自然而然。

    正当同志们含悲忍痛,忘我工作,影片步步进展之时,一股乌云却向我们压来,一只黑手向悼念周总理的影片伸来。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是对“四人帮”的无情鞭挞。“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总理,把人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压之、砍之、除之而后快。然而,对周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是发自人民心灵深处的,任何魑魅魍魉都是压制不了的。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电影先锋队,理当坚守我们的岗位,无畏无惧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必须要拍的镜头,斗智斗勇地拍下来了;该做的事情,千方百计一定要做好。经过二十个日日夜夜心血加泪水的工作,到了1976年1月28日,大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制作完成了。

    影片完成了,但更加疯狂的险风恶浪还在后头!影片审查的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这究竟是为什么?!什么“四条意见”,分明是“四把砍刀!”如果照那“四条意见”修改,去掉那些最能体现影片主题思想的宝贵材料,整部影片岂不是只剩下一篇官样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作为影片的主创人员们立即意识到,这部全国人民渴望的影片恐怕是出不去了!同志们悲愤地说:“不能剪,宁肯不出,也要为历史留下一个完整的资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相信,历史总是要向前进的,情况早晚会发生变化,这部本该及时献给人民的影片迟早会与亿万人民见面的。厂里决定:这部影片的素材,要全部封存起来,包括编余片,剪余片,一格画面也不能丢失。即便是在发生了唐山地震,余震未息的危险时刻,有关人员也不顾一切地把这部片子的工作样片和所有底片及全部音乐、效果声带,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青山挡不住,大江东流去。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终于被党和人民所粉碎,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党中央在审看《欢庆伟大的胜利》影片后,要求新影厂赶紧把悼念周总理的影片重新制作出来,一定要赶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和全国人民见面。喜讯传来,同志们奔走相告,激动的泪水又一次浸湿了我们的衣裳。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悼念周总理的影片马上就要重见天日了。

    大家满怀胜利的喜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精心进行再创作。同志们只为一个信念,完成的影片一定要让人民满意,自己满意,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敬爱的周总理。单是影片的解说词,前前后后修改了六次。厂内厂外方方面面征求意见,句句字字反反复复推敲又推敲斟酌又斟酌,力争用最精当的语言颂扬周总理的崇高伟大,讴歌党和人民的骨肉深情,弘扬共产主义必胜的精神。其中有些提法是遵照邓大姐的意见改的,有些段落是经过词作家乔羽先生润色的,有些话语是从《天安门革命诗抄》学习消化而成的,有些词句是和同志们一道苦思苦索崇高人格和光辉业绩的感化,是从思想上受到了广大军民在那特殊的历史时刻所显露出来的对党对周总理的真情真爱对我的教育。我相信,凡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对于那些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些感人至深的情景,至今都还是历历在目: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聚着悼念周总理的人流;难以计数的白花系满了苍松翠柏,密密麻麻的花圈层层叠叠地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多少鬓发苍苍的老同志,深深地鞠躬致敬;多少父母叮嘱依偎在身边的孩子们,要做老一代革命家的接班人;人民的泪雨洒在块块的方砖上,凝成了晶莹的冰花;宽阔的广场,也容不下人们对周总理的无尽哀思……生活,只有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正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和人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并且在感情上是和亿万人民一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才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表达了人民心愿的解说词。

    影片中十里长街送灵车的解说词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我们永远忘不了公元1976年1月11日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泪洒长街,为周总理灵车送行的情景。那天下午,敬爱的周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火化了。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里那样的肃穆寂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长的大街两旁,冒着刺骨的严寒等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傍晚,悲壮的哀乐伴送着周总理的灵车走上了长安街。人们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里呼喊着。周总理的灵车在人民群众的纷纷泪雨中缓缓西行。夜深了,风紧了,周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不愿离去,依然默默地等待着。但是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古今中外哪曾有过这样的送灵场景啊!大家都会记得,影片中的这一段最为感人心魄,编得格外精心,每一组镜头每一个画面都体现出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好总理的血肉深情。为了让子孙后代,为了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对周总理是多么爱戴,多么崇敬。我们摄制组的编创人员对这一段的解说词的设计、构想也是特别地精心。担负全片贯穿工作的王映东同志,一次又一次、一段又一段地和我磋商,向我提示,怎样才能把这段堪称全片最高潮最精华的部分做得最为完美。编辑组内外的许多同志也非常关心,并且出了许多好点子。作为解说词的撰稿人的我是不分昼夜的含着眼泪写呀,改呀,改呀,写呀,总想写出最高水平,写出亿万人民的心声来。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不能辜负全厂上下对我的委托,不能辜负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这段总共不到500字的解说词,冥思苦写了好几天,修改了不知多少回。临到要录解说的前一天,还有几处自己还是不满意,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向新影厂的前辈、诗人何钟辛先生求救。时间已经是傍晚,何公二话没说,就和我一起斟酌,直到夜里十一点多钟,才定下稿子。也许正因为这些缘故,2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全部解说词:“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灵车隔断了我们的视线。敬爱的总理啊!我们多么再看一看您,再看一看您哪!” “周总理啊,您在天安门前停一步吧!在这里,您和我们一起欢渡过多少个胜利的节日!此时此刻,您爽朗的笑声还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您炯炯的目光还在亲切地看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想念您,我们多么需要您!”……“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不见总理归。”……

    综上所述,我真诚地认为,与其说《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这部影片的解说词是我撰写的,不如说是由我执笔的更为确切,更符合实际。同样,这部如实地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留传后世的重要影片,是新影全体职工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结果。不过,因为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从中所受到的教育却是深刻而久远的。知识、智慧、创造力,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学习,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对事业的忠诚。对周总理的崇敬,对崇敬党和党的领袖人物的人民的热爱,向周总理学习,向热爱周总理的人民学习,才会有理想、有激情、有毅力,才能竭尽忠智地做好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事情。

    我之所以郑重其事地回忆参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影片工作的全过程,是因为这项工作对我整个创作生涯乃至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此次经历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党的新闻工作者,专业技能、业务能力固然重要,理当不断努力提高总体文化素质和工作作风,而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原则,更是第一重要的。舍此当不了党的耳目和喉舌,舍此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
在这篇纪念小文的末尾,录一段影片中的解说词作结:“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祖国的山岳将永远凝聚着对周总理的尊敬,祖国的江河将永远传颂着周总理的不朽英名。祖国大地将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丰硕成果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本文写于1998年 作者为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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