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总理的第一次握手
 自从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传奇人物——周恩来，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广为流传。在我当时才十四五岁少女心中树立了极神圣、威严、不同凡人的高大形象。
1950年我被选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成为我国第一批被培养的女电影摄影师，同时我被派到中央摄影队做摄影助理，经过初步培训开始上岗。1951年初我跟着摄影师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外国使节向毛主席递交国书的新闻纪录片。我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见到我心目中十分敬仰、十分崇拜的伟人，真是又激动又紧张，我这个很不成熟的青年遇到这样激动人心的事，头天晚上觉都睡不实。
这天来的记者很多，我们都在勤政殿外厅等待，一会儿周总理来了，周总理穿着中山装，非常精神，他满面春风向记者走来，和记者一一握手。走到我跟前，我还有点胆怯，不自觉地往后退，可能总理看出我紧张的情绪，上前拉住我的手，非常亲切地叫我一声：“小鬼，你是新来的吧，几岁啦？”我当时结结巴巴的，嘴也不听使唤了，不知说什么。总理慈爱地用手摸摸我的头，向我笑笑，然后继续和其他人握手言谈。这第一次握手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总理是极伟大而庄严的，有些神话色彩。可是眼前见到的总理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一握手一摸头和温和的笑容解除了我的紧张情绪，缩短了普通人与伟人之间的感情距离。周总理在我心目中是可敬又可亲的总理。
总理以身示范 教导我们大胆创新
五六十年代，新影要为外交部代制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影片，每来一个代表团就要拍一部纪录片，送给来访国家，工作量很大。总理对每一个代表团都亲自接待，有时一天要接待两三个代表团，我们深深了解总理国事繁忙的程度，他每接待一个国家政府之前要看很多材料，要谈很多问题，总理的思维非常敏捷，他对每一个国家的态度都根据政治谈判的内容来决定。
我们这些拍电影的，因为来的代表团多，一天要拍几大盒的胶片，思想上有些麻痹，不走脑子了，按照礼宾程序实录，照样完成任务。总理多次批评我们摄制的影片“千篇一律”、“公式化”，多次希望我们的影片拍出新意，突破程式。
1965年缅甸总理吴奈温访华，我和陈凯初负责拍片，我们跟随总理到上海，上海安排一场民兵大比武的场面，我和陈凯初分工，他拍民兵表演，我拍主席台上领导人的镜头。比武的场面很雄伟精彩。总理和奈温总理的情绪也很好，我集中精神不断地抢拍领导人的情绪镜头，总理看我老是把镜头对着台上的人，怕我遗漏了民兵表演的精彩镜头，把我叫过去说：“小陈，你怎么老是对着我拍，你应该拍下边，多拍民兵的表演，你看他们练得多精彩，快去拍他们。”当时我向总理做了解释，我说：“我们有分工，有人负责拍群众，我的任务是拍好奈温总理和您。”总理笑了，然后很风趣地对奈温总理说：“看来她不把您拍好了是不会离开的。”奈温总理也向我点头笑了。我赶紧举起机器抢拍下奈温总理和总理笑谈的镜头。
后来我们随团到昆明，游完天池来到龙门。在贵宾休息室里我仍双目紧盯着两位总理的行动，伺机抢拍精彩镜头。总理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挂的一块镜子，看了一会儿招手叫我，我走到总理身边，他站起来叫我坐在他坐过的沙发上，叫我看那块镜子说：“你在这个位置上看镜子。镜子正照出对面的龙门，很好看，你能不能从镜子里拍龙门，别具一格。”当时我真没有意识到总理是在为我考虑画面出新，而当即回答说：“不行，对着镜子拍容易虚”（因当时没有自动对焦镜，全靠目测距离，实际上也是我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敢突破条框，大胆实验。）总理并没有因为我拒绝了他的意见不高兴，他又非常谦和地拉着我跟他到屋外走廊面对龙门，他选了一个角度问我：“你看这个角度拍龙门好不好？”我一看很好，举起摄影机拍下了龙门一景。总理看我拍完镜头笑着对我说：“你们不能只拍人，也要注意拍景，人景交融嘛。”总理那么忙，关心国家大事，还把拍电影的事放在心上，还为我们选镜头选摄影角度，而我还那么迟钝。总理的言行使我慢慢品味出来，创作要出新就要动脑筋。
总理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时刻想着群众疾苦
1961年随总理到天津视察，我和舒世俊随行摄影，总理的工作节奏特别快，他走路都比别人快，我们摄影人员就得一路小跑，为选好摄影角度还爬上爬下。手提17公斤的摄影机，常常是满头大汗，劳累不堪。总理叫身边卫士长帮我们，想减轻我们的负担 ，他说：“你们的机器太笨重了，应该轻装。”总理在天津视察的那天上午到天津钢厂，后在南开大学召开群众大会讲了话，会后参观校园，直到下午1点还没吃午饭。我想中午可能回住处吃饭，没想到总理看完学生宿舍直奔学生食堂。总理进厨房问师傅有什么吃的，师傅说只有窝头，总理决定大家就在学生食堂就餐，还跟厨师说：“麻烦你再给我们一人一碗鸡蛋汤，我请客。”总理还把我和舒世俊叫到身边说：“今天你们很辛苦，多吃点。”我们工作人员和总理就坐在学生用餐的长条木凳上就餐。在分送鸡蛋汤时总理发现司机没来吃饭，对工作人员说：“司机没来，大家都饿了，司机也饿，怎么没去通知司机。”总理心里时刻关心着每一个人，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我看总理吃窝头吃得很香，吃饭时我听总理讲他小时候吃窝头的趣闻，我也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这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窝头，我一顿吃了两个，和总理吃的一样多。
1961年7月1日，党的40周年生日。下午，我和舒世俊等人在美术馆拍片，接到厂里电话说晚上总理邀请我们到西花厅活动，不用带机器，可以带家属。不带摄影机进中南海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第一次没有工作任务到中南海去玩，我们高兴极了。
晚上7点多钟到西花厅，来的人很多，大部分是文艺界同志，我们经常在中央组工作的新闻界朋友也都来了，总理亲自接待我们，和我们谈心，和我们跳舞，大家就像欢聚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全体摄影记者要求总理跟我们合影，我们拍好位置请总理站在第一排中间，周总理坚决不站在中间，他说：“女同志站前排，尊重妇女嘛。”他站在第二排的旁边。我们留下了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最珍贵的照片。
倾注最多情感的《扬眉剑出鞘》
周恩来总理是我接触的第一位国家重要领导人。
第一次见到总理是1950年，本来被派到中央摄影队就是很大的幸福，现在还要进中南海，那就更激动了。当时总理的外事活动主要是在勤政殿进行。对内对外，总理都是很注意礼节的一个人，他每次都提前到，同在场的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走到我这里时，我心里很兴奋，也有点害怕，出于自卑的心理，不由自主就往后缩。总理 主动来到我面前，看到我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就摸摸我的脑袋：“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一紧张，话都说不出来。总理一看我紧张的样子，又摸摸我的脑袋，握握手，笑笑就走了。后来第二次再见的时候，总理问我，我就放松了，大声告诉总理我的名字。第三次见面，总理就能喊出的我名字了，以后总理什么时候看到我都是“小陈小陈”地招呼。
然而，1969年，我从中央摄影组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那么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看着总理的喜怒哀乐，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人格非常完美的人。长时间在总理身边工作，培养出来的深厚感情总要爆发。多年的情感积累，促使我后来拍摄制作了《扬眉剑出鞘》，1979年正式公映。这是我倾注了最强烈个人感情的一部作品，同时也代表千千万万人民的呼声。我希望用这部影片来衬托我们个人对总理的哀思，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哀思。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此后，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总理逝世以后的安排。那年的清明节，群众自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写诗、哭喊，举行悼念活动。我和我爱人一起去的。那时去天安门广场的人非常多，路上碰到认识的人，打招呼问干什么去，我就说上前门买东西去。其实大家都知道去干嘛，心照不宣。这场持续一星期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后来就被称为“四五事件”。
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是诗歌、人群和花圈。我和我爱人心潮澎湃，到处看，到处抄，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几首诗，“广场英雄上百万，人潮滚滚来天半；反击翻案捍总理，红色江山保卫战；古今中外谁曾见，血战到底志不断；震撼环球八万里，世界人民拭目看！”“广场人们悲愤地仰望苍天：君不见花丝人海悲思沉，顿时化作雨霖霖；君不见时代烈火已奋进，抽刀断水枉费心；……”大家哭着、喊着，流露着真实的感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些诗文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后来我就找了编导雷震林，商量着把这样一个场面给记录下来，这绝对是震天动地的。看广场上的形式，群众都这么激愤了，大家都知道时间快到了，这些素材不久就会被广大群众所了解。我开始组织人，冯摄影师、杨摄影师和我们摄影站的几个记者，带着 机器去拍了。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记录下真相是新闻电影人的责任。我们随时都有一个摄影机抢新闻，也不用去请示，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承担。到了天安门就按照各自分工，分头挤进了人群。我们拍摄诗歌，拍摄人们悼念总理的场面，拍摄广场上的群众的讲话。我们两三个人，每天白天就去偷拍，也没有人过来管。晚上人少，但摄影要打灯光，太显眼，晚上就不能去了。就这样持续拍了三四天。回来之后每个摄影师都自己保存底片，不送洗印间。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倒台了。我们又接着补拍，拍摄了很多镜头。我们所有的片子都拍完之后，雷振林编导把片子编辑出来，这时候编这部片子，仍然有一定阻力和争议。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片子公映，群众反响十分热烈。
这是我倾注了最强烈感情的一部片子，体现和反映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中国从解放以后，能够有这么一位总理支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保持国家的团结、稳定、和平、繁荣、发展，是很重要的。
（本文写于1998年 作者为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