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一段陌生的历史
赵 诒

    如果不是做《皇粮国税》这部片子,恐怕我这辈子也很难会去主动了解一段有关中国税制流变和王朝兴衰的历史。对于我这个感性大大多于理性的人来说,“税”和“税制”这些字眼,实在是过于专业和僵硬。在刚刚接到这部专题片时,其实心里多少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而对于这段陌生的历史,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敬畏地触碰。

    2006年的8月底,正值北京热浪渐渐退去的季节,我和《皇粮国税》的接触正式开始。我接到的3集是讲述从民国到1978年中国农业税制演变的历史。总编导叶晶先给我们买了一摞参考书籍,从此我便一头扎进了书堆。在大量查阅资料后,一段税制演变的历史,在我的脑海里从一片模糊变得渐渐清晰,如今说起民国的田赋如何、国民党的杂税如何,也能头头是道起来。但如何把这些字里行间的历史变成电视,变成生动的画面和故事,用什么载体来表现,这一连串的问号,让我的思绪又如同雾里看花般模糊起来。

    一次查阅90年代末拍摄的有关土地改革的影像资料中,我发现片中采访了一对经历过中国土地改革的外国夫妇,这个发现立刻让自己兴奋起来,如果还能找到这两个历史的见证者,用他们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故事来串讲税制的演变,那么凝固的历史不是一下子生动起来了吗?

    按照片子中的线索,我找到了这对外国夫妇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经过了解,这对夫妇中的柯鲁克先生前几年已经去世了,而柯鲁克女士如今也已经90高龄,因为身体和年龄的原因,她前几年就已经表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得知这个消息,失望扫光了所有的兴奋。好在北外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再帮我问问柯鲁克女士的意见,于是我留下了一份采访提纲和电话号码,回家等待消息。

    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惊喜的得知来电的竟然是柯鲁克女士的儿子。原来一直谢绝媒体采访的柯鲁克女士了解到我们专题片的内容后,欣然接受了采访请求,因为她非常愿意回忆那段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亲身经历土改的过程。而且在前期采访中,我还了解到,作为社会学者,柯鲁克女士在1940年曾经第一次来华,并在当时的四川省做过一年的农民调查,对那里农民赋税的问题非常了解。我在为采访得以顺利进行高兴之余,一个故事脉络在我脑海里还是慢慢形成。在闲聊中,柯鲁克女士还给了我一位老先生的电话号码,原来这位名叫吴象的老先生,是柯鲁克女士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土改时认识的一位工作人员。

    在不断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北京已经进入了初冬,在一个阴冷的下午,我敲开这位名叫吴象老人的家。在和老人的聊天中,我惊喜地发现,吴老先生不仅仅只经历过40年代的土地改革,他实际是16岁就奔赴延安的老革命家。延安的大生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老人更是如数家珍,还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在和吴老长谈三个多小时后,我脑海中的故事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就这样,在后来的日子里,在叶晶和我的不断寻找中,曾经经历过土地法大纲诞生的李成瑞老先生、收集了中国636年农业税票的林斯人老先生,新影厂的老摄影师杨中耀先生,以及曾经出现在老新闻简报中的北京房山区的农民,都陆陆续续走进了这3集片子中,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组成了一个个小故事,一个个故事组成了完整的片子,一个税制演变的历程,也就顺其自然地和这些老故事一起流淌了出来。

    仔细算算,在拍摄制作《皇粮国税》的7个月中,经历了茫然、兴奋、痛苦、惊喜、焦急,痛并快乐着伴随着每一天。几个月来,三易其稿、五易其稿,当片子开始有了轮廓,渐渐有了血肉,终于有了心跳,当它犹如一个新生儿诞生出来之后,我终于发现,这段当初在我看来是那么艰涩难懂的历史,那段只能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触碰的历史,如今已经变得生动起来,有时自己都会为一个小瞬间而感动。如今再来看这段历史,我不会再用触碰两个字,取而代之的是触摸两个字,触碰与触摸,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却由陌生变得熟悉,僵硬变得绵软。这,正是我最大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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