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卢沟桥制造事端不久，我以西北电影公司战地记者的身份，同来自上海的著名新闻记者沈逸千、余创硕等一起，从太原出发上前线去。当时，我们步行到了繁峙、沙河一带，已经听到从前线传来的隆隆炮声。一路上见到了数不清的伤兵，有一股败兵，拿枪对着我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物一抢而光。
正当走投无路时，我们遇到一只开赴前线的八路军队伍，看到我们的狼狈相，得知我们的遭遇，就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两支军队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才真正是民族的希望。
我返回太原时，西北电影公司正忙于搬迁到成都去，但我决心参加八路军。谁知，我一次又一次向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提出申请，却一次又一次被婉言拒绝，说是八路军还没有条件搞电影。但我要参加八路军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过了几天，我又跑到办事处，接待我的仍是那位和蔼可亲的赵品三同志，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来的正好，今天我们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接见你，你可以和他谈一谈。”接着，他把我带进一个小院，我见有两个同志正站着谈话。经赵品三同志介绍，才知道一位是周恩来副主席，一位是叶季壮同志。我向周副主席简单说明了为什么不愿去大后方而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心愿。他爽朗的笑着对我说：“好啊，好啊！你的情况，品三同志都给我说了。你有那么大的决心，要参加我们这个队伍，我们欢迎嘛。”他问我是哪里人，搞了几年电影了。我说：“老家是浙江，搞电影有四年了。”他说：“这就有点手艺了嘛。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还顾不上搞电影。不过我们总会有办法把电影搞起来的。因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许多朋友，都想了解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活动情况，而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工具。现在你可以先到前方去，同战士们一起过过战斗生活，看看前线的战斗场面。即使不参加作战，听听枪炮声也好啊！”当时，我是含着眼泪聆听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每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第二年9月，袁牧之、吴印咸带着为数不多的拍摄电影的器材来到延安，我军第一个电影团——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建立了，我也 立即从抗大调来电影团工作。
1939年1月底我和电影团的同志们，为拍摄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准备上前线去。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我们。那天，我们到了杨家岭，毛主席在窑洞前把我们迎进了门。这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墙两边挂满了军用地图，中间有一张方桌，几条长板凳和一只取暖的木炭火盆。靠窗是一张用几块木板钉成的办公桌，桌旁有一只书架。毛主席看我们都站着张望，觉察到我们很拘束，就招呼我们坐下，像拉家常一样对我们问寒问暖。问我们在延安过得怎么样，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主席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劝我们认真读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主席循循善诱的谈话使我们感到他和亲人一样。袁牧之同志向主席汇报到我们的摄影器材很陈旧，后期制作设备一点也没有等困难时，毛主席说：目前的情况看来是这样的，但这是暂时的，形势总会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拍摄很多的电影，譬如，现在去拍两万五千里长征就不可能，但过些年，我们打败日本鬼子，人民当家作主，你们就面对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要做很多工作。
毛主席的话使我们看清了形势，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看到了中国电影无限广阔与光明的前景。我们带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奔向了抗日前线。
我们冒着初春的严寒，渡过黄河，到了华北抗日前线。在晋西北、晋察冀，我拍了许多片子。在三八九旅攻打榆社城的战斗中，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有大炮和机关枪。我要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地段，到另一个突击点去。陈赓同志不准我去冒这个险，因为在这个突破口牺牲了我们许多战士。我偷着带一个通信员，一鼓作气，弯着腰，飞步冲过了敌人火力最密集的封锁区。我还没喘过气来，近的、远的冲锋号震撼着大地，战士们像插翅的猛虎，向敌人的一个大碉堡扑过去，有的战士竖起云梯搭在碉堡上，有个战士背了一串手榴弹爬上了云梯，手榴弹投向了碉堡里，爆炸，敌人仍在顽抗。有的战士负重伤撤下来，更多的战士在急促的冲锋号声下，高喊“杀”声向前猛冲……我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些火与血，生与死的场面一一记录到摄影机和照相机的胶片上。
我看到几个战士夺到一门平射炮，我正要用摄影机拍摄，一个炮弹落在附近，我被炮弹震倒在地上，昏迷了。有几个战士来抢救，把我弄醒，我看到周围死伤了好几个战士，我没受伤，只是被震晕了，忙拿起了摄影机拍摄了这个场面。
每当我端起摄影机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的音容笑貌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总激励着我，使我勇敢的冲过日寇稠密的火力网，在呼啸的炮火下拍摄激烈的战斗实况。
那一年，我扛着摄影机，走遍了晋察冀、冀中、冀东南、冀西北各个抗日战场，行程数千里，拍摄了许多抗日战场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日的珍贵镜头。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前夕，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战友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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