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我在甘肃连续驻站的第15个年头，在工作上不仅使甘肃的影片拍摄工作有所起色，同时还深入到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省、区，拍摄了一些新闻影片，逐渐地打开了新闻电影在大西北的报
道面。7月份，为了超额完成甘肃站的拍摄任务，将厂交办的《河西游记》专题片的拍摄任务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根据甘肃的季节和该片的内容，决定立即去敦煌石窟，拍摄敦煌莫高窟艺术和常书鸿先生在敦煌的部分影片。通过这次采访和拍摄，使我
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敦煌石窟不愧为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宝库，常书鸿先生也不愧为是中国“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敦煌莫高窟
    7月仲夏的敦煌莫高窟，白杨成荫，流水淙淙，天高云淡，景色宜人。我坐在北京吉普车的车头上，手持阿莱电影摄影机，沿着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这条绿洲公路缓缓行驶，在进行中拍摄了莫高窟的外贸和特点。

    莫高窟坐落在南北逶迤1600余米、高50米的峭壁上，形成三五层栉比相连、累累如蜂房、规模宏伟的石窟寺群。据唐代《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载，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前366年），到唐代已有窟龛千
余。秦时和尚乐僔在这里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后来法良禅师又开凿了第二个石窟。以后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几个朝代，前后1000余年的不断开凿和维修，至今保存着公元4世纪至14
世纪的石窟近5000多座，窟内色彩绚丽的壁画约5万余平方米，妆彩塑像3000余身，岩石上还有5座唐宋时代的木构建筑。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宝库。

    莫高窟艺术的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壁画上。敦煌壁画的题材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等尊像画，还有依据佛经故事描绘的佛传、本生、
因缘等故事画，根据佛经绘制的经变画，以及描绘瑞像、高僧、佛教流播圣迹的佛教史迹画和供养人的画像，装饰石窟壁画的各式图案纹样等等。各个时期壁画的题材、洞窟的选择、整体的布局，各有特点。各个洞窟内的壁画，一般都有窟顶的装饰或天井图案，佛龛里或佛坛上都列置彩塑尊像，四壁有各种主题画，地面上还铺有莲花砖。这些金碧辉煌的壁画，把人们引入神秘的世界，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

    摄制组进入敦煌的有关石窟，重点拍摄了各个时期的壁画和彩色艺术品。

    莫高窟第254窟，是北魏时期的代表石窟，窟中画有彩塑佛像，四壁绘有精彩的天宫伎乐、尸毗王本生壁画和萨埵那太子本生、降妖变等壁画。常书鸿先生介绍说：“魏代艺术施彩洞窟者始创之际，即达最高之境界，此窟的萨埵那本生故事画是敦煌画中最优秀的一幅。”作者把舍身饲虎的十几个场面巧妙地组织在一个方形画面中，突出地表现出萨埵那以竹刺身、流血投岩饲虎的生动形象；饿虎是采用中国秦汉金石雕刻虎形，用笔利落，形成了形色配合、豪放沉着的效果。此窟全部千佛都以北魏的“铁划银钩”书法榜题佛名，工整有力。常书鸿先生在这个窟内，为正在用心临摹的甘肃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讲课，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洞窟中的壁画和造像都具备了雄健的风格，体现了魏代艺术富于自然的真趣。魏代的艺术是一种原始艺术，它的表现手法简单朴实，表达出画家们诚挚的情感，即使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也会使人觉得十分可爱。

    在第275洞窟里，北魏早期壁画毗楞竭梨王本生、尸毗王本生和虔阇尼婆王本生三个故事画，都画在较为艳丽的赭色地仗上，用绿、蓝、黑、白的原色描绘，虽然经过千百年风沙侵蚀，表层用墨色“铁线描”勾勒的人物造型线条已经脱落，颜色变灰，但仍显得鲜艳夺目。257窟的鹿王本生及428窟的须达那本生、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画，是当时画师们发扬民族传统的绘画风格和特色，精心绘制的横幅长卷画轴。

    在285洞窟里，还可看到西魏时期的壁画，这一时期的画风有了显著的变化，人物面貌清癯，体态修长，大冠高履，裹衣博带。走进这一洞窟，就仿佛跟随古代爱国诗人屈原走进两千年前的楚先王祠一样，满壁呈现出望舒、飞廉、雷师、重精、羽人、飞天以及忍冬花草等等，充分表现出“气韵生动”的民族艺术特点。清代敦煌壁画菩萨的冠饰由于受摩尼教的影响，由宝珠改为火光，连飞天的头也改为拜火教的火光。

    到了唐代，在莫高窟洞窟壁画就有247个，是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全盛时代。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在第220窟里，南北各画一整幅东方药师变和西方净土变，这两幅经变画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绝。”常书鸿先生说：“唐代大幅经变壁画的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此时的敦煌佛教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它摆脱了随佛教而来的印度、波斯的影响，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如第130窟中的“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乐庭环”和“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图中都督夫人面饰花钿、长裙曳地，雍容华贵，端庄虔诚。又如第156窟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是一幅优秀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画。图中鞍马车桥，百戏乐队，场面巨大，形象生动，是前所未有的。在320洞窟壁上的盛唐四身飞天，其飘带之美，体现出中国壁画中“线”的勾勒速度，死如行云流水一般，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格调的前驱。

    五代和宋时期，莫高窟里最大的供养人像在98洞窟，有曹议金的女婿于阗国王供养像高达近3米。宋代第61洞窟的五台山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画师以精炼概括的手法和娴熟的技巧，把中国山西省五台山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各种与佛教有关的胜迹都一一描绘下来。

    到了西夏人的洞窟壁画，色彩比较浓重，人物造型具有某些少数民族的特点，特别是折芦描得普遍使用，铁线描、游丝描得配合使用，提高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元代洞窟里的壁画，在密教中的密宗“曼茶罗”作为当时的主题，在技巧上有新的发展。

    莫高窟的彩塑，魏时期的彩塑保持简单朴实的汉魏陶俑传统的雕塑造型方法，体现出浑厚概括的特点。隋代的彩塑题材丰富了，特别是弟子像已成为艺术匠师们热衷于表现的新形象，由早期的“秀骨清像”到此时变得“丰满壮实”。如第419窟的迦叶、菩萨，作者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个个历尽风霜而获得丰富智慧的高僧形象。到唐代在洞窟内提倡造大佛像。莫高窟第96窟高达33米的大弥勒佛像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塑造出来的。唐代的彩塑，在形象塑造上比魏、隋时期有了更精深的刻画。造像本身一般都是色彩富丽，体态丰满圆润，质感很强。唐代艺术匠师们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菩萨形象。如“力士”和“涅磐”两个新题材，在塑造“力士”时，不仅在面貌、姿态上表现出威武的神气，而且科学地塑造出合乎解剖原理的健壮体格。第158窟的大涅磐像，塑造像从容安详，似一唐代妇女宁静恬适的睡态。而第45窟的彩塑，保存着盛唐时期原塑原壁完好的斑斓色彩，肤色润泽，服饰富丽，彩塑与壁画浑然一体。

    20世纪初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内，数以万件的敦煌文献和纸布绢画，大都被外国盗宝者掠走，只有8000余卷文书劫后余生，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如今的17窟已空无所有，只剩下洪和尚塑像和北壁唐人画的供养仕女像两尊。

    敦煌莫高窟艺术，通过宗教题材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象，使人们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的生活面貌。中国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是在继承了优秀的民族艺术传统，吸收、融合了外来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资料，并且在美术史占有重要地位，被学术界视为当今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

                                                                     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我的摄影机镜头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夏日的莫高窟院内，分外清爽恬人，太阳还未从三危山露出笑脸，一位75岁的神采奕奕的老人，就在一棵粗大的古树下，开始了每日的晨练。只见这位老人身体魁梧健壮，面容憨厚慈祥，他就是深受人们尊崇和爱戴，被誉为敦煌艺术“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

    50年代末，我在北京美专就读时，就知道祖国的西北边陲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敦煌石窟，还有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在敦煌落户的常书鸿先生。60年代初，我因工作需要，长期在甘肃省驻站，对常先生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70年代曾与他频繁接触并拜他为师，多次为他拍摄影片，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

    常书鸿先生是杭州市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在里昂国立美专师从窦古特教授学习绘画；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奖并被派往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师从法国著名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他的绘画作品曾获得金奖。1935年毕业时正准备留校任教，巴黎旧书摊上的一部《敦煌图片》使他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常先生于1936年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1943年来到敦煌，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长期坚守在戈壁的莫高窟，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至1979年时，他已在这里奋斗了36个春秋。

    常老的家就在莫高窟院内，是一个有几间矮小平房的小院。屋前有一块菜地，常老和夫人李承仙亲手种植了花草菜类和向日葵，虽然置身于戈壁沙海之中，这夏日里的小院却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常老的卧室内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两个书柜，靠小窗户下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摆满了画册和翻阅的资料，墙上挂着一幅他临摹的双飞天壁画。我为他拍摄了电影，还拍摄了一些照片。

    常老告诉我，当时他在法国已经有了安定的工作，条件也很优越，但是他希望在祖国的敦煌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于是1936年离开法国，经过7年的颠沛流离，终于在1943年来到了敦煌。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并热爱雕塑艺术的妻子，一度也曾经带着两个孩子与他一同来到敦煌。但由于敦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她难以适应这里艰难、单调、枯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最终还是狠心丢下两个孩子，不辞而别。这一家庭的变故对常老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找了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赶她，但结果茫然。在途中，由于饥饿和疲劳交加，他从马背上昏倒摔了下来，幸而被老友地质学家孙健初和一位老工人发现，把他送回到敦煌。我与常老交往已有六七年了，但还是第一次得知他这一段艰难的经历。

    常老介绍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虽然是在1943年就成立了，但当时只有6个人。每天吃饭时，几个人在千佛洞中破庙里的土坑上盘腿而坐，从老喇嘛那里借来一盏油灯，用沙漠里折来的红柳枝当筷子，主食是沙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韭菜。惟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洞窟经常会被像瀑布一样的流沙和坍塌的大块崖石所淹埋。后来在经费极困难的情况下，雇用了100多个民工，用流水冲沙的办法，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把下层洞窟的积沙用水推送到一公里以外的戈壁滩上；并沿着千佛洞的崖面又建造了近两公里的保护石窟的土墙，还修补了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从而改变了旧面貌。到了1948年，研究所已发展到20多人。在临摹工作中，他们十分节省从兰州带来的画质和颜料，经常从三危山采来一些土红、土黄自制颜料。到1979年，他们已在莫高窟工作了近36年，这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增加多少，但对莫高窟的保护、临摹、建立档案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常先生当年种植的小树，如今已经长成一条浓郁的绿色林带。在那几百平方米的资料库里，我拍摄了一卷卷画卷和排列有序的图书及各种资料。

    常老不仅组织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临摹了大批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绘画和文字资料室，而且研制成功“注射法”，对将要脱落的壁画进行修补，使敦煌壁画得到了有效的保护。1940年至1943年间，就有王子云和张大千先后带领一些美术工作者前来敦煌临摹壁画。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后，常书鸿所长从内地征聘了一批自愿来敦煌的美术工作者，有20余人，临摹了数百件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解放前的临摹工作十分艰苦，虽然成立了研究所，但却得不到应有的经费，没有适用的画板画架、笔墨纸张，甚至连普通的广告颜料都弄不到。没有灯光，只好在洞口用小镜子把日光反射进来，或点煤油灯，或一手掌蜡一手临画。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的研究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美术院校分配来一些毕业生，设备和用具也有所增加和改善，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经过常书鸿、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万庚育、李振甫、李富等人30多年的努力临摹，采取了现状客观临摹、旧色整理临摹和恢复原貌临摹等多种方法，临摹了大批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洞窟内壁画的保护工作上，常老说：“在窟内部分，对壁画的保护，又分成采用卡塞因和阿古立拉等化学混合液的注射法，消灭日益严重的壁画发松、起甲、发霉、脱落等现象，同时还需要修理补充残缺壁画。”几十年来，他们不仅修补了窟内的壁画，还完成了窟外部分的抢修、加固和修造防沙墙等环境治理工作。

    常书鸿所长领导研究所一班人，在进行壁画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编辑出版文献纪录资料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100巨册的敦煌石窟图录全集，并将包括1.5万多幅图片，把敦煌艺术宝库全部资料公之于世。1978年我曾和新华社甘肃分社的一位记者到敦煌采访和拍片时，常老对我们说，“敦煌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应该充分地把这一民族艺术的精华加以宣传和发扬。我们所虽然出版了一些文集和图片，但还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一个日本人知道敦煌来了一次，边参观边拍照片，回国后就出版了一本画册。这方面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为此，分社这位记者还给中央写了一份内参。

    第二年，我来敦煌拍摄常书鸿的影片时，正值国家文物局黄文昆等几位同志及新华社记者在为出版画册拍摄照片。常老非常高兴，忙前忙后，全力支持、配合这项工作。常老在所里主持召开了出版拍摄讨论会，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界文物史中一个令人自豪的壮举。我及时地拍摄了有关的电影镜头。后来，据说国家文物局和新华社将所拍资料分别出版了画册，文物局当时计划出版10卷本，后来与日本有关部门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全集，敦煌莫高窟出版了5卷本，于1982年全部出齐，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中国美术图书特别金奖等。

    在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普及和发展，甘肃省歌舞剧团“丝路花雨”剧组前来敦煌莫高窟体验生活。我跟随常老的活动，拍摄了一些镜头。常老热情地接到了剧组人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院内观看了“丝路花雨”舞剧片断，女舞蹈演员表演了反弹琵琶后，受到了常老的赞扬。常老还在莫高窟前的绿树荫下，详细地为演员们讲解了敦煌壁画中的各种舞姿和伎乐天的特点。接着研究所老专家史苇湘带领大家参观洞窟壁画。剧团里的男女演员、编剧、音乐和导演分别在洞窟中寻找着各自所需的画面，并融入创作之中；表演反弹琵琶的女演员，在洞窟里边看边模仿壁画中的人物动态……剧组人员还去资料室翻阅各种资料，认真请教常老和有关专家。经过甘肃歌舞剧团在敦煌的认真学习和常老的精心指导，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丝路花雨”舞剧创作成功，其精彩的演出轰动了国内外。

    在莫高窟短短的十几天里，常书鸿先生除了接待了记者和“丝路花雨”剧组演员，还接待了全国英模代表团和国外来宾等等，陪同访问、参观和进行讲解，每天都忙个不停。常老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的艺术事业，不愧为中国敦煌艺术的“守护神”。我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和极大的工作热情，顺利地完成了敦煌的拍摄任务。但在行车途中，不幸遭遇了重大车祸，使我身受重伤，不得不中断《河西游记》的拍摄工作。我在敦煌所拍摄的照片，其中一部分被编入“今日中国”，其余的存入资料。

    常老不仅是敦煌艺术的“守护神”，而且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油画家。早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曾创作出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油画作品并获得金质奖，被法国几家著名的博物馆收藏。回国后，即使在动荡的抗日战争年代，他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在敦煌生活和工作的艰难岁月里，他还创作了许多反映西北边陲风俗人情的人物画、风景画和静物画……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深入到刘家峡水电站建设工地，创作出轰动大西北、表现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场面的巨幅油画《高峡出平湖》。

    这位在敦煌奋斗了50个春秋的常书鸿先生，于1994年因病去世，享年90岁。常老非凡的业绩和崇高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人生的动力和鞭策。

                                                               （本文作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任记者）